江西的事情一直拖延到十二月中旬，就连唐天喜、傅良佐等人都听闻了风声，可是李纯迟迟没有任何动作，只是一味的犹豫不决，任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这几日卢永祥、唐天喜和傅良佐匆匆忙忙的碰了几次照面，商讨到底该如何应对。
对于他们而言，与其说是商讨对策，还不如说是满腹牢骚。好歹这些年他们安安分分恪守规范，大事不敢做，小事不插手，偏偏仍然逃不掉成为元首的眼中钉，这简直就是不给人活路。可是即便如此他们也无可奈何，如今该整顿的都整顿了，放眼全国上下都是中央的势力，还能如何谋求生路？
接连数日讨论对话，可终于还是没有结果，单凭手底下这点人要想闹出什么事来，简直比登天还难。更何况就连他们自己心里都没有底，国家正笼罩在一股狂热的民族注意气氛之中，人人都叫嚣着向列强开战，在这个时候手底下的士兵会跟着自己造反？
十二月二十二日，吴绍霆再次致电南昌，质问李纯为何违令不从？他当然知道李纯心中的顾忌，为此还特意跟冯国璋好好商谈了一番，说服冯国璋站在自己这边。
冯国璋对吴绍霆整顿全国的做法一开始是默许的，毕竟地方小军阀勾结洋人里通外敌，迟早会惹出大祸来，早该把这些顽固之徒彻底根除才是。不过这小半个月过来，他发现吴绍霆对付的不止是那些勾结洋人的军阀，更多的是在拿北洋公党的旧派人物开刀。
再怎么说这些地方大员都是北洋公党的人，哪怕之前政治派系不同，但终归都是北洋旧人。吴绍霆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打出手，究竟还有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又或者究竟是不是故意在打压北洋公党的势力？
当吴绍霆找到冯国璋时，冯国璋开门见山的直接质问起来。
“震之，西北的那些人是有凭有据，该杀该剐那是罪有应得。倪丹忱、赵周人他们向来安安分分，要说中央开什么会，他们必然到场，中央有什么政令，他们也必然遵行不韪，如今为何无端端的把他们也抓起来？”
“甫公，我并没有抓捕他们的意思，只不过是请他们到南京来共商国家大事，无非是手段有些特殊而已。”
“有什么共商国家大事一定要弄得人心惶惶？震之，老夫虽然年迈，可并不是老眼昏瞎，你也用不着找这样冠冕堂皇的借口敷衍老夫。”
“不管怎么说，我这么做是为了中央政府着想，就算甫公认为我以公谋私也好，认为我冤枉无辜也罢，但有些事你我心照不宣，该处理的总是要处理的。不过我可以向甫公保证，在处置这些人的安排上面，我必然会拿捏分寸，如果查无实证，大不了就委以中央部员之职，参议院、众议院也多得是席位。”
听到这里，冯国璋其实已经明白吴绍霆的意思，对方竟能把中央政府的职位、国会两院席位当交易买卖似的任意支配，足以显出其已经将元首的地位凌驾于国家之上。在中华民国只有元首是真正的执权者，什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不过是摆设而已。
他原本以为自己早已看透这一点，可万万没料到等深刻的事实摆在面前时，自己一时竟无法接受。他曾经设想过将南京中央政府打造成强有力的国家政府，哪怕让一个年轻后生担任国家领袖也无妨，只要能确保中央政府的统治力就好。
可是自从国民大会结束之后，他发现吴绍霆所设计的政治体系正在不断弱化政府职权，相比之下那就是突出总统或者元首的权力。
对于已经选择退让的冯国璋来说，岂能让中央政府变成一个傀儡？
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便如此，他现在又能如何？除了争取北洋的延续和保住自己副总统的位置，再做任何的努力都是徒劳。当初既然选择南北议和，就应该有今时今日的觉悟，北洋实在是已经没有回天的能力了。
这时，吴绍霆换了一种语气，劝慰似的说道：“世叔，你我是一家人，用不着说两家话。咱们中华民国眼看是要跟洋人们干起来了，岂能容得下半点差池？世叔，您老仔细想想，咱们打拼到今天容易吗？咱们好不容易能跟小鬼子拼上一把，能跟德意志帝国称兄道弟，能跟英吉利、法兰西为敌，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积累起来的事。”
冯国璋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些，老夫自然是知道的。”
吴绍霆继续说道：“世叔若是能宽心，权且当我是请这些人到南京来共同为迎战大举出谋划策，若是不宽心，那索性当我是放不下疑心，姑且做一套预防准备罢了。等战争结束之后，只要您一句话，这些人官复原职也可，继续留任中央也可，哪怕解甲归田也单凭世叔的意思。今日我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无论如何都请世叔体谅。”
冯国璋心里总算有几丝安慰，好在对方还知道把他当自家人。虽然他上了年纪，有诸多顽固的性子，可仔细想想如今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暂时听从吴绍霆的意思，至于日后如何安排也只能顺其自然。
在说服冯国璋之后，吴绍霆请冯国璋出面给李纯指示，同样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这天发到南昌。他在电报里特意向李纯点名了利害关系，李纯若是违令不办，那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让中央更加猜忌，若是遵令行事自然比什么都不做要强。
无奈之下，李纯决定先拿下卢永祥、唐天喜、傅良佐等人，然后再考虑如何自保。
对于卢永祥等人而言，这些时日他们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与其做无畏的反抗，还不如直接束手就擒博得一个宽宏谅解，说不定还能在南京担任一个虚职混混日子。只是李纯的大军还没有到来，反而迎来了一名日本商人，试图说服卢永祥等人化装潜逃，并说日本官方能够提供经费和担保，保证众人安全抵达台湾。
这番话引起了卢永祥等人的注意，潜逃出国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考虑是日本人来联络，日后势必会成为日本人利用的傀儡。遥想目前中日战争节节胜利，在这个时候流亡日本肯定会背上卖国贼的骂名，生生世世不得洗脱。
比起流亡日本，留在中国反而要好得多，不管怎么说南京方面不可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要了他们的小命。元首无非是希望扩大中央集权的程度，消除所有隐患势力，只要他们服从中央的安排，最多不过是换一种生活方式罢了。
最终，卢永祥等人拒绝了日本商人的提议，而这显然是一次明智的选择。
因为这名日本商人乘坐的轿车在开动之后不久，突然被从不同方向出现的另外三辆轿车围堵起来，十几名身穿黑色风衣携带手枪的武装人员一拥而上，直接把日本商人连同司机一起揪出了轿车带走，从此以后消失无踪。
在十二月份剩下的十多天时间里，新闻部一直小心翼翼的经营着社会舆论，在之前煽动民族主义热潮的铺垫之下，全国整顿行动很快获得前所未有的声援。人们都憎恨洋人欺凌中国已久，而在此时传出的勾结洋人阴谋造反的消息，无疑是火上浇油。
汉奸走狗卖国贼永远都比正面的敌人更可恨，老百姓们纷纷声讨那些勾结洋人的地方军阀，无论这些军阀是否确有此事，但凡在报纸上或者市井流言中获得的消息，在这一刻就仿佛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狂热的民族主义氛围已经让许多人迷失了理智，只要被扣上与中央政府为敌的帽子，那就是全国公敌。
这股浪潮不仅仅存在于民间，同样在军队、政府单位里失控似的传染开来。这正是为什么在特别行动队展开收网时，并没有遇到太强烈的抵抗原因，就连地方军阀手里掌握的军队中都受到狂热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