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評區和貼吧，看到同學們對小鄧用人上討論的很熱烈，有同學認為，小鄧不重用姬宗周和潘賢二，未免稍嫌氣度不能容人。
我個人來說，是這樣認為的：
元末的知識分子，有很多一部分都是自視為元人，蒙元的臣子，把蒙元看做了正統。舉兩個例子，一個劉基，這個應該是元末最有名的一個知識分子了，但是在他投朱元璋之前，卻是積極地為蒙元出謀獻策，不遺餘力地輔助蒙元的地方將領，大力地鎮壓方國珍等人。劉基的簡曆如下：
1333年，劉基年僅二十三歲就考中了進士，老師鄭複初曾對他父親說：“此子必高公之門矣！”秘書監揭曼碩對人說：“此魏征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
1336年，為江西高安縣丞，為官清廉正直，以打擊權貴而名重一時。卻始終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場上處處受到排擠和打擊。二十九歲時，劉基複審一起人命冤獄，盡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檢察官，調為職官掾史。第二年，又因與幕府官僚發生意見分歧而被迫辭職，不久補升江浙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又幾次三番上書彈劾禦史失職數事，被禦史大臣重重阻撓，劉基激憤之下再次辭職。
1348年十一月，方國珍首先在浙江台州起兵，腐敗無能的元朝統治者，為了將農民起義鎮壓下去，被迫起用劉基為江浙行省元帥府都事。劉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為元朝效力，他建議築慶元等城，以壓逼起義軍；並且極力反對招撫，倡言：“方氏兄弟首亂，不誅無以懲後！”方國珍因此而大懼，厚賂劉基，“卻之”。劉基不肯收取他的賄賂。方國珍收買他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以重金賄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詔招撫。元廷因此給劉基扣上了“失天子憫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的職務，將他看押在紹興府。劉基氣憤之極，好幾次想自殺，幸虧門人密理沙等拚命攔阻，才得以不死。
方國珍卻趁這個機會發展自己的力量，其它各地農民軍也都紛紛起義響應，江浙行省在無奈之中，恢複劉基的官職，先命他“招安山寇吳成七等”。劉基自募“義兵”，采取剿撫兼施的辦法，對拒命不服的起義者進行血腥的鎮壓。後又與行省樞密院判石抹宜孫互為犄角，相互聲援，共同出擊方國珍，因鎮壓有功，先後被江浙行省提拔為樞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報朝廷時，朝中當權者排擠漢人，借口劉基原隻擔任過儒學副提舉，按資隻能遷總管府判，實際上反而降了級，且又失去了兵權。
三起三落，到處碰壁，劉基對元朝已心灰意冷，絕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於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實在是因為無路可走了。就逃歸青田，時值元順帝至正十七年(1357)。
他曾說：“吾生平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
又在他的詩中《次韻和孟伯真感興》裏寫道：“五載江淮百戰場，乾坤舉目總堪傷。已聞盜賊多如蟻，無奈官軍暴似狼。”又如在《聞高郵納款漫成口號》中寫道：“聞道高郵已撤圍，卻愁淮甸未全歸。聖朝雅重懷柔策，諸將當知虜掠非。”
可見他是一心向蒙元效力，隻是不得其用。
即便他還鄉之後，他還是不改對蒙元的忠誠，一方麵集鄉練自保，防備方國珍的進犯；另一方麵，發憤寫作，著《鬱離子》十卷十八篇以見誌。“鬱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鬱鬱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鬱離子》。”
直到至正二十年，也即1360年的三月，他才應朱元璋之召，去了金陵，從此才能夠得以發揮出他的聰明才幹。而據說，他之所應召，開始也還是不願意的。朱元璋派去請劉基出山的，是他手下的一個能臣，叫做孫炎的。劉基初不願出，孫炎給他送去了一柄劍，意思就是說如果劉基執意不肯出山，那就讓他看著辦吧。是自殺？還是等朱元璋去砍他的頭？隨其選擇。劉基這才不得不出山。
元末，像劉基這樣的知識分子比比皆是。如果說劉基是謀士一流的代表人物，那麽另外一個，叫楊維禎的，則便是元末文人的代表人物。很有名氣的一個文士。號為鐵崖，是為元末詩壇的領袖。也是浙江人。他做過一些小官，為官時期，也是很清廉的，想為百姓做點事。但是，後來張士誠造反，召過他很多次，可他從沒應過召。即使在張士誠投降了蒙元之後，也是如此。他依舊還是不肯應召。也許在這其中，他有明哲保身的意思，但是對義軍的反感卻也是不言而喻。蒙元正統論，曾有爭執，有以蒙元為正統的。楊維禎給蒙元上過書，雖然認為也當以宋為正統，但是他卻也是承認了蒙元一樣也是正統的。
劉基為朱元璋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朱元璋大封功臣的時候，為何卻隻給了他誠意伯的爵位？不給他公倒也罷了，為何連個侯也不肯給他？有猜忌功臣的意思，但是我以為，更多的卻應該就是因為他從前的經曆。朱元璋又為何對知識分子很不尊敬？采用了一些酷刑烈政？我以為，除了他鞏固權力，以及他的出身關係之外，也應該與元末有很多的知識分子皆忠誠蒙元有關係。就像是張士誠的名字，有個軼事，就是說朱元璋重用文臣，說知道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道理。有一個他的舊人不滿意，就說，士誠這個名字，便是文人起了來辱罵張士誠的。“士，誠小人也。”這則軼事或許確有其事，或許當時人的附會，但是為何會有這種說法？還是因為當時的文人多忠誠蒙元，難以得到義軍的信任。自然，這也是有當時的曆史局限性，不能說這些文人就是不對的。在當時，國家、民族的觀念畢竟還沒有形成。又並且，紅巾起事，殺的地主豪門確實為數不少，也可算是知識分子的階級敵人。不止元末，沒有哪個朝代不是把義軍稱為“賊”、“流寇”的，究其根本，即使義軍起事，地主豪紳之流，首當其衝。他們是現有製度的得利者，當然敵視義軍了。
因此，不管從民族也好，“驅除韃虜”；從階級也好，多數的不得利者造少數得利者的反，對朱元璋等這些義軍來說，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們大多數來說，就是不能信任的。入明之後，還有很多的知識分子不肯出山，寧願隱居，以蒙元之遺民自居。
綜合言之，元末群雄並起，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真正的英雄是誰？是文人儒士麽？是像“呼風喚雨劉伯溫”這樣的謀臣們？非也。真正的英雄也不是朱元璋，也不是陳友諒，真正的英雄是人民。*說：“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動力。”誠哉斯言！如果沒有人民起義的滔天之勢，也就不會出現朱元璋、陳友諒這些的人物；如果沒有人民堅決反抗蒙元統治的不可阻擋的大勢，也就不會改變劉基這種人的立場。
也所以，回到我們的話題上，有同學認為小鄧似有不能容忍之嫌，在這一種大的氣候下，小鄧對姬宗周有所猜疑，應該也是可以理解的吧？且，姬宗周此人，有些本事，但並非驚才絕豔，也不是像洪繼勳、姚好古一樣，難以一見，找不來可以用來替代的人。又且，小鄧雖對他有猜疑，但是卻不是就舍棄不用了，仍然給他以益都宰執的高位，僅次小毛平章、趙過之下，而且出入皆隨行在側，很多有關軍機重事的議會，也還叫他來參加。這在外人看來，應該已經算是很為恩寵了吧？觀書諸公，之所以覺得小鄧不能容人，我以為，其實是因為小鄧的心理活動，諸公都看到了，所以有此認為。但是外人，他們所能看到的，卻隻是表相。即便姬宗周明知小鄧對他有猜疑，但他能出去四處亂說麽？他也隻有悶在胸中，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罷了。以外人看來，他還是一個當之無愧、炙手可熱的海東貴人、權臣。
而再又，潘賢二。
潘賢二賣主求榮，還不是像姬宗周，單純地一開城門罷了。姬宗周開不開城門，王士誠都是必敗無疑。而潘賢二，卻是出了個牛車陣的詭計，導致潘誠本還可以支撐一段時間的，卻一戰而即覆滅，且留下被人嘲笑的名聲。若論其狠辣，較之姬宗周，強出太多。潘誠有勢力的時候，他唯唯諾諾，受到責罵也不敢出一聲，委曲求存；但潘誠一旦勢衰，他即陡出詭計，導致且促使了潘誠的覆滅。這樣的人，就像是一條毒蛇，窺伺在暗處，不得勢的時候，忍氣吞聲，一旦得勢，即竄起咬人。試問，小鄧怎能不為此而感到毛骨悚然？
但是，小鄧雖然猜忌他，卻也還不肯殺了他。並且還對洪繼勳說：這個人有才，不用可惜。並也給了他益都樞密院僉院的職務，這個職務說高不高，說低不低，能參與軍機。並且海東舊人很多，不用別的，卻用潘賢二來擔任這個位置，放眼海東四省，單就樞密院係統來說，這也算是有數的十幾二十個人之一了。潘賢二在潘誠手下算什麽？謀士、幕僚而已。入了海東，即登堂入室，成為軍事方麵最高級別的十幾二十個人之一。這個位置雖說遠不如李和尚、佟生養等，但是潘賢二能和李和尚、佟生養等相比麽？他才投了鄧舍不到一年，如果就驟然將之他拔擢的比李和尚、佟生養等的位置還高，似也說不過去吧？因此，如果較其資曆、功勞，小鄧對他似也不能說是賞薄。小鄧要考慮的，不止是用一個潘賢二，更重要的不能引起舊人的不滿。當亂世，重用將。謀臣當然重要，但是畢竟軍隊才是最重要的力量。
是他的計策導致了潘誠之覆滅不假，但是鞠勝等有裏應外合、等同獻上益都的功勞，卻也隻不過也是益都樞密院的僉院。他出了有奇計也不假，但到底沒有用上。至多，就是讓小鄧對他有了一個更深刻的認識。小鄧不也因此而對洪繼勳說：不用潘賢二可惜麽？
先打壓他一下，然後適當的給點好處，讓他知道天威難測，不敢像對待潘誠那樣對待小鄧，再慢慢的加以重用。這似乎也能說的過去？
以上，個人的一點淺見。歡迎同學們提出意見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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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國器、方從哲等隨船回到益都，在萊州上岸。
海上見有許多的戰船，或來或往。不論來往，其上皆遍布士卒，軍旗林立。遠觀其打扮，似也並非全為水卒，多數竟為步卒。還有為數不少的船隻，遙遙聞聽到從其中傳來戰馬的嘶鳴聲，大約也還有騎兵在內。
時雨未停，海天蒼茫，道路泥濘。
上的岸來，又見碼頭上更到處軍卒。萊蕪擔負著與海東交通的重任，其地向來都是非常繁忙。尤其現如今，又正值海東大力支援益都的時候，又是運送糧種、又是運送耕牛，常常貨積如山。而現如今，卻連一點民用的貨物都見不到了。軍卒之外，便全是各式各樣的軍用物資。
這些軍用物資，有些被蓋住了，類如火銃、火炮這類怕水的東西，以及大約還有地雷等之類還算較為保密的、也較為新式的火器。而另外一些，又比如像是輜重車、戈矛之類的物事則卻是不怕水，也沒有必要掩蓋的。便那麽直接地淋在雨中。雨水無邊無際地落下，將之衝刷得甚是幹淨。
軍旗鮮明、士卒整齊。顏色各異的軍旗，分別指引著不同營頭的軍卒，有的在上船，有的在下船。
羅國器發現，上船的士卒與下船的士卒，看其裝扮，彼此間有著截然不同的區別。上船的士卒，大多穿的五花八門，有披掛鎧甲的，有穿著皮甲的，也有就一身棉衣的，甚至還有穿百姓服色的。
而下船的士卒，其所之穿著卻很統一。軍官皆為明盔亮甲，而士卒則都是棉衣皮甲。而且不論軍官、士卒，都佩戴的有標識。
軍官的標識分在兩個地方，一個是在肩甲上，點的有顏色，或紅、或黑、或白；一個是在胸前的護甲上，佩戴了一個類似名牌的東西。上邊都是格式如一的書寫了三行字，抬頭一行，即該軍官所屬營頭的名號；次一行，乃該軍官的官職；再次一行，則是為該軍官的名字。
士卒的標識也與軍官的一樣，也是兩處，分在肩上、胸前。隻不過，在肩上點的不是顏色，而是戴了個肩章。所一致者，同樣地分為了紅、黑、白三色。此外，他們胸前的名牌，也不是佩戴的，而是牢牢地縫在了皮甲的上邊。至於內容，則大致上卻是與軍官一樣，差別不大。隻是少了一行，沒有官職的稱謂。另外又多了兩行，一行寫的是該士卒的籍貫、家居何省何府，以及另一行則記載了該士卒的入伍從軍是從何年開始。
羅國器對這兩類的軍服穿著都很熟悉。前者是士誠舊部的打扮；後者卻分明就是海東精銳的穿戴。紅、黑、白者，紅為漢卒，黑為麗卒，白為女真。不過，細說起來，卻也並非所有佩戴紅色肩章的士卒都是漢人。
因為鄧舍在軍法中有一條明文的規定：高麗、女真軍中，凡立下有大功勞的，無論將校、士卒，其若願入漢營者，聽之。
不但有軍服上的不同，士誠的舊部與海東的精銳分別各打的旗幟也大有不同。士誠舊部各營頭所打起的旗幟，也和他們的著裝有著很大的相似，一樣五花八門。有的直書以山東府縣名，應該是以本來所駐紮的地方為名；有的則豪邁外放，頗具征戰殺伐氣，大概是王士誠賜給的美名。
聊且舉兩個例子。
便在羅國器等人的左近，就正有兩支士誠的舊部在排隊上船。稍微遠一點的那個營頭，打的旗幟是：“大宋益都高密千戶所。”稍微近一點的這個營頭，打的旗幟卻則為：“大宋益都威武虎豹上萬戶所。”
而下船的海東精卒，其所打起的旗幟卻也如他們的肩章、名牌一樣，放目看去，高高低低、大小不同的數十上百麵旗幟，格式完全如一。
也舉兩個例子。羅國器右手邊兒，有一支海東的軍隊剛剛下船完畢，正在集結整訓。人數不多，百十人，大約應該是為一個百人隊的編製。前頭豎立著一杆軍旗，上寫道：“海東度遼都指揮使司甲營丙隊。”
營者，千戶所是也；隊者，百人隊是也。再往下，十人隊也有旗，不過就沒必要寫這麽詳細，隻是簡單地寫道：“度遼甲營丙隊某什。”
“某什”，其中的這個“某”字，也是以甲乙丙丁等等的天幹為號。鄧舍早先規定軍製，為便於區別，天幹的名號隻許給海東五衙使用。因為海東五衙是精銳，野戰軍性質的部隊，取天幹為號，一來表示他們的精銳地位，二來，也是取“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的意思。
而至於地方戍衛軍，也即城防軍，隻許用地支來作為番號。一來，表示他們的精銳程度不及野戰軍，二來，也是取“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的意思。天幹，代表攻擊；地支，代表防禦。區別很明顯。
隨便一支軍隊、一個士卒出來，一看他們的旗號、標識，就立刻能明白他們所屬部隊的性質。
相比野戰軍與城防軍，兩者之間還有一個區別，那就是野戰軍所受到的待遇，遠遠要比城防軍高上許多。最精銳的士卒、最好的武器、最快的補給，乃至最高的軍餉、最優良的環境，從來都是隻給野戰軍的。並且，野戰軍的軍官升遷也是最快。
海東的野戰軍先前已有五衙，現在又編定了益都兩衙。這七支軍隊都是都指揮使司、也即萬戶府的編製，共計有近六萬人。除了益都兩衙，一個才改編完不久，一個才剛剛把人員選定，還沒開始正式的操練之外，如今的這幾萬人就算是海東到目前為止，最能攻善戰的主力軍隊了。
海東軍隊立下有卓著戰功的，鄧舍也往往會賜給美名。但是，不像是士誠的舊部，即使有美名，海東軍隊的主要旗幟，依然還是分別以天幹、地支為名的番號旗。有美名的，可打兩支旗幟。一個番號旗，一個名旗。
又另外，對野戰軍的組建和軍中人員的構成，鄧舍一向來都是很謹慎的。原則上，隻選用漢卒入野戰軍。
不過，海東既然已經據有高麗舊地、勢力且也漸漸發展至了女真人聚集區，太過的歧視也是不利團結的。同時，高麗人、特別女真人中，驍悍勇敢的士卒也還是很有許多的。女真人生長馬上，生活的環境嚴寒冷酷，剽悍輕死，是其風氣。高麗人雖然稍嫌懦弱，人口基數大，從其中揀選出一些敢戰不懼死的，也不是什麽問題。有敢戰之人，不用，未免可惜。
再則，又而且說了，如果能在五衙中用一些女真人與高麗人，對他們的族人來說、對他們族人中有誌馬上取功名者來說，也不失為一個不錯的盼頭。而對海東來說，也是不失為一種拉攏、分化。
也所以因此，在綜合了上邊幾個方麵的考慮之後，鄧舍還是分批、分次地抽調了一部分立有戰功、確實勇敢善戰的軍卒補充入了五衙之中。到現在為止，海東五衙中總共有三支純粹由異族組成的部隊。
一個便在度遼都指揮使司中，由女真人組成了一個千戶。另外兩個則是由高麗人組成的，一個在遼西的安東軍中，一個在朝鮮的定遼軍中，也分別皆為千戶。
前有五胡亂華，近有蒙元入主中原，海東上下，不止鄧舍，包括洪繼勳、姚好古等人，對異族其實都是非常警惕的。更尤其軍中諸將，殺韃子出來的，對異族深惡痛絕。雖五衙中隻有這三個千戶，他們也還嫌多。
洪繼勳就曾經因此而勸諫過鄧舍好幾次。他說道：“軍隊，是國家的重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過去的朝代中，雖然有異族為我中國效勞，並且確實忠心耿耿的。但是，即便有十個忠誠的異族，隻要出現一個安祿山，就是國家的憂患。而我海東，又與別的地方不同。異族為多。拿他們來守衛地方，臣已經很不安了。若再把他們調入精銳，讓他們穿上精良的鎧甲，拿起銳利的武器，並儼然與我漢人的將校有平起平坐的地位。一時或許無恙，時間若久了，人數若多了，豈會無憂！”
諫言了很多次，還更又舉出蒙元不用漢人為怯薛的例子，請求鄧舍把五衙中的異族悉數剔除。
蒙元的精銳有兩支部隊，一個探馬赤軍，大多安放在地方，又叫“蒙古軍”。在北方有四大蒙古軍都萬戶府。這個不用多講，從名目上就能看的出來，其之主力全是用蒙古人組成的。也有一些色目人。在其非主力的編製中，倒是也有一部分的漢人，但是數量應該不會太多。
一個即為中央宿衛軍，是蒙元世祖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禁軍製度組建而成的中央軍隊。又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宿衛親軍，另一個即為遵循舊製的怯薛。
怯薛，可謂是蒙元精銳中的精銳。號之為“大中軍”。有四大怯薛長，在鐵木真時，分由“四傑”統帥。其後，怯薛長的職位也多為四傑的後人所承襲。怯薛的成員，一如西漢的郎官，全是由高官的子弟組成。其成員又被稱為“番士”，上番戍衛的意思，蒙元定製：“番士”隻用蒙古人，定數不夠可用色目人，除事情許可範圍內排斥漢人，更無論南人。
在入蒙元之後，怯薛多不出征。
若說這支部隊已經沒有了出戰在外的作用，而隻是單純地保有了其警衛殿上、扈從遊獵之性質的話，那麽宿衛親軍，可就是貨真價實的蒙元之主力軍隊了。“天子之禁兵，宿衛在內，鎮戍在外。”用以居重馭輕，威懾天下。而就在這宿衛親軍之中，依然還是以蒙古人、色目人為主的。
如果單純的隻是從數量上來說，漢人倒是占了多數，有三分之二。可那是全是因為蒙古人、色目人太少。不用漢人，所以不足以“製華”的緣故。而若要是來細較區分其各所負責戍衛的位置、並及在宿衛親軍中地位的高低，漢人還是不及蒙古人、色目人的。
有些漢人的宿衛親軍，與其說是主力部隊，不如說工役軍，平素的任務大多數隻是一些負責些夜晚巡邏、修繕城牆等等。即使如此，這些漢人親軍的前身，也還是多為最早投降蒙元的那些中原漢人萬戶的部屬。
唯其降早，故可信任。
可是鄧舍得高麗才多少日子？盡管因其大力地推動，在高麗推行漢化的活動確實是搞得風生水起、如火如荼；到底時日尚淺，太好的功效還沒出現。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怎能放心大舉使用麗人、女真人為主力？
奈何遼東地廣人稀，漢人不多。多年的征戰，人口更是稀少。而先後經過與關鐸、潘誠的火拚、與搠思監的激戰、又及與世家寶、納哈出的多次交鋒，並且兩次征伐高麗，從中原來的紅巾老卒也是損失不小，漸有捉襟見肘之困。不用女真人、高麗人來做補充，勢將難支。
若說起來，現如今鄧舍得了益都。似乎海東漢人的比重也因此而略有了提高。但是，與李察罕一戰，戰火差不多遍及到了山東各地。民間受損甚重。再若從中大規模的征兵，不是治國之道。得來的士誠舊部，現可用者，又隻有畢千牛的一衙和陳猱頭部所存剩下的數千人而已。
鄧舍為何把改編的士誠新軍調去海東，又先是留下文華國、張歹兒軍中的一部，接著又從海東調來數衙的精銳？還不就是因為益都之軍在鏖戰之後，多數殘破，不足以應對隨後的戰事了麽？問題卻是，此一舉，姑且能夠做到應付一時；然而，在可以預料的將來，益都與察罕的交戰卻定然會延續很長一段的時間，益都的北邊、西邊、南邊都處在察罕的封鎖之下，軍民久戰，部隊若是再損失慘重，又該從何出抽調補充呢？
用麗人、用女真人，不得已。
也故此，洪繼勳的諫言不是沒有道理，可惜卻因時勢的關係，鄧舍無法采用。而更且便在前陣子，遼西的慶千興，還又給鄧舍提出了一個意見。
慶千興的意見，與洪繼勳全然相反。
他是在知道了鄧舍抽調海東精銳去益都後，給鄧舍上的書。他在條陳上這樣說道：遼東漢人少，朝鮮與南韓麗人多。若隻用漢卒為主力在前線殺敵，則不但兵源的補充會出現問題，且漢人長期征戰，難免傷亡，一有傷亡，漢人的數量就會更加的稀少。漢人少而麗人多，不利穩定地方。
他委婉地說道：“主公此舉，雖是為體恤麗人，兼且新得之地，或許也有不願意用過分繁重的兵役來煩擾他們的意思在內。但是，全用漢卒掠地，而隻用麗人守城。對國家長久的安定來說，卻實在是非常不利的。”
前高麗的舊軍，雖經過多次的裁撤、整編，至今為止，計其數目，還剩有七八萬眾。其中，八成守衛地方，根據“本地人不戍本地城”與“南人北戍，北人南戍”的原則，散布在遼東、朝鮮、南韓各地。餘下兩成，皆專門選擇出來的尤為善戰者，多為老卒，分屬與陳虎、慶千興統帶，本都駐紮在遼陽，現下有一部分隨慶千興去了遼西。
根據這個情況，慶千興又說道：“麗卒守城者且不論，計其在遼陽、遼西一帶的，也有近兩萬之眾。遼陽鄰近納哈出，遼西敵對世家寶。這兩個地方常有戰事。以臣之親眼所見，駐紮在兩地的麗人士卒，凡遇到戰事，冒矢石、犯鋒鏑，出生入死，日夜與敵交鋒而不及稍息者，可以說，絲毫也不比五衙的精銳遜色。臨陣不懼，是為勇；乃心王室，是為忠。
“如此忠勇可嘉之卒，主公為什麽非要在待遇上，把他們與五衙的精銳區分開來呢？現今，主公才得益都，剛經血戰。臣聞，因益都軍不足，主公已有令旨，教令五衙過海。臣以為，這隻不過是一時之舉，姑且應急，卻絕非為老成謀國之策。海東之精卒，隻有五衙。日用則日削。海東之麗人，何止千萬！何不大開征軍之門，仿五衙之例，選其勇武效忠之輩，操練在本地，若有急，亦可調集他們過海，海路暢通、朝發夕至，用武在益都？如此，一則，不懼海東漢人之少；二則，無憂軍隊之補充。
“又且，主公先有遷遼東漢人入高麗的舉措，臣又聞聽，主公現在又有徙麗民去益都的打算，臣也鬥膽，猜測主公的心意，無非為‘漢、麗一家’耳！遷徙民移，固為上策。可是麗人千萬，豈可遷盡？漢人再多，豈能盡充朝鮮、南韓地？抽調勇敢的麗人從軍，不但減輕了地方上的壓力，有利穩定，同時用他們征戰在外，不也是一個很好的削弱辦法麽？
“臣雖麗人，自從主公，早視己如漢。臣之故裏，嚐有人言：‘慶千興，麗奸也。’臣不以為怒，反以為喜。何哉？非臣欲喜罵名，是主公英才絕世，德重名厚，乃有天命。又且，‘漢、麗本為一家’，理固然哉！臣雖愚昧，豈敢違天命？臣雖無知，不敢違真理。以是故也。也因此，臣雖受故裏之毀譽，臣實不以為然；且等待後世之稱頌，是臣所以歡喜！
“臣之諫言，皆出肺腑。臨表叩首，請求主公考慮。”
“抽調勇敢的麗人從軍，不但減輕了地方上的壓力，有利穩定，同時用他們征戰在外，不也是一個很好的削弱辦法麽？”慶千興書中此言，是在暗示鄧舍，打仗哪兒有不死人的？不要隻考慮麗卒的威脅，也要看到用麗人作戰的好處。抽調了地方上勇敢的麗人，送他們上前線去打仗，有陣亡、有負傷，不但能減輕地方守軍的鎮戍壓力，而且也能借機減少麗人的數量。也許一次戰事，麗人陣亡的不會太多。積少成多，數量也還是不少的。比如遼東紅巾，初至遼東時，號有一二十萬，如今呢？有個五六萬就不錯了。又就隻益都一戰，海東軍隊的傷亡就不下兩三萬。
抽調麗人入軍，也就等同遷徙麗人去山東。而且省去了遷徙的麻煩，並又能用其來打仗。一舉兩得。
羅國器、方從哲在萊州碼頭，見到戰船來往，問了前來接應他們的官員，知道運去海東的果然是士誠舊部，——新編成的益都安齊衙。因還沒有進行正式的訓練，也還沒有開始正式的編製，所以他們的穿戴與旗幟，依舊還都沒有變動。而從海東來的，也果然便是鄧舍才調來的精銳部隊。
萊蕪知府李蘭，也候在港口相迎。
他任官在這個地方，還真是忙，迎來送往。又剛好逢上大批大批的軍隊，分從各地絡繹不絕地前來。忙得腳打後腦勺。羅國器也知道他忙，且急著去給鄧舍回報出使浙西的具體內情，故此，也沒在萊蕪多做停留。李蘭原為洪繼勳的門客，羅國器見過他幾次，並不太相熟，就在碼頭上，隻是和他說了幾句話，謝絕了他的招待，即轉走陸路，趕赴益都。
至於隨行運來的頭批糧食，不必羅國器等人再管，自有分省特派來的負責人專門處理。
路上，從接迎他來的那個官員口中，對益都近日來的情形，羅國器也略微地有了一些了解。他們出使浙西，是在年前，回來已是十五後。在這二十來天裏，益都大的變化沒有，小的改變不少。
最大的事情，應該當數軍銜製的頒布。
文華國等遵奉鄧舍的命令，定出了十二級的軍銜。本來按照洪繼勳的意見，是九級。鄧舍做了一些修正，改為十二級。大體地說，可分為四等。最高等為“將”，分三級；次一等為“校”，亦分三級；又次一等為“尉”，也是三級；又又次一級為“士”，同樣還是三級。
又仿照古之封爵製度，分為了“低銜”與“高銜”兩層。
“士”之一級，是為“低銜”。“尉”級以上，是為“高銜”。“低銜”，是專為授給士卒的。“高銜”，則是專為授給軍官的。但是，若有卓異之功績，或士卒有入軍校而結業的，“低銜”也可轉入“高銜”。
“高銜”，又分兩類。校、尉兩級，隻要資曆夠，就可升遷。暫定兩年一轉。也就是兩年可升遷一級。而“將”級，又被稱為“重銜”，非有突出的戰功，不可授之。
羅國器沒有參與軍銜製的製定過程，隻是對此有所風聞。他聽了那官員的解釋後，才算是稍知其詳，不覺有些迷惑，說道：“聽老兄言語，這‘軍銜製’，豈不就是與前朝曆代並及蒙元的勳官製、散官階一樣麽？
“便如‘重銜’，前宋亦有法：武官轉至武功大夫後，如無軍官，到此為止，此是為‘止法’。又如‘校’、‘尉’，亦都是勳官製中的名稱。隻不過減少了‘將’的層次而已。這和散官有何區別？”
他話裏意思，隱約覺得鄧舍多此一舉。方從哲也是很為不解。
那官員笑道：“前朝的勳官、散官製，徒有其名，未有其實。如宋之勳官，都是一些附加性的官銜。就不說多數並無實封，即便有食實封的，也不過是按其實封的戶數，折合一戶每月給錢二十五文罷了。些許錢數，何足掛齒？誰人會放在眼中！就正如洪大人所以言：無有實惠，難以激勵戰功。今主公所定軍銜製。分別按等，給以實惠。一如秦之軍功封爵。就以‘士’等為例，‘士’分為上、中、下三級，每升一級，即可依照規定，或賜給田畝若幹，或免除其賦稅數年。重賞之下，豈無勇夫？
“此是我海東的軍銜製，與勳官製最大不同的地方。並且勳官、散官，都是給軍官的，雖也有勇將起自行伍，罕見少數。而我之軍銜製卻也授給士卒，一視同仁；再又加上軍校製度，兩相補充，也就給了士卒們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若相比田畝實惠，也許這其實才是最為重要的。”
羅國器微微沉吟，對這改變是好是壞，他眼下了解不深，也分辨不出。因又問道：“適才，聽你說‘士’分三級，名為‘上、中、下’。那麽，‘校、尉’與‘將’呢？莫非也是以‘上、中、下’為名麽？”說到這兒，他笑了一笑。因為自覺得不可能。那官員卻點了點頭，道：“正是。”
“這，……，這也未免太過簡單，有失威武嘉名之意了吧？”
“主公以為，與其選其好名，不如‘務從簡便’。文平章等諸位大人，倒也其實擬定的有不少好名，但是聽說都被主公一筆勾去了。如像是‘龍虎衛上將軍’之類。主公說：‘稱其龍虎衛，便真的就是龍虎衛了麽？治軍之道，在簡以明。悉數除去，與士相同，以上、中、下名之即可。以宣我海東不務虛名、專以求實之意。’因此，‘校、尉’與‘將’，也就與‘士’一樣，也是以此三級為名了。”
羅國器與方從哲這才恍然大悟。羅國器說道：“原來如此。”又問諸將分封，“軍銜製可曾都分下去了麽？”
那官員答道：“因為時間的關係，現在隻封了在益都之戰有功的將士們。海東諸軍，大約隨後也會開始。”
“‘將’為‘重銜’，料必無封。‘校、尉’兩等並及‘士’等，不知共分封了多少人？最高受封者，料來應該非文平章莫屬了？”
“不錯。文平章受封最高。但是，卻也非沒有人受封‘將’銜。主公認為，我海東是東北大國，不可無‘將’。沒有‘將’不足以鼓舞士氣，也不足以顯示我海東的威武。故此，此次有三人受封為‘將’。文平章是其一，最高，為中將軍。陳平章與趙左丞是其二，次之，為下將軍。”
“陳平章？”
“海東諸軍，隻有陳平章在這一次中受了封。”
羅國器了然，請他往下說。那官員又接著說道：“‘校、尉’兩等，共有三十四人受封。‘校’等，十二人；‘尉’等，二十二人。‘校’等最高，是為張、李、畢、陳兩位元帥，皆為‘上等校’。”張、李、畢、陳，張歹兒、李和尚、畢千牛、陳猱頭。
“‘校’等次之，又有佟、楊、高諸將。又有郭千戶，還有新投我海東的傅友德，也得了次等校的封賜。佟、楊、李、高諸將，佟生養、楊萬虎、高延世等人。郭千戶，郭從龍。
這官員說過了‘將’與‘校’中的幾個人，又道：“再次等校，並及尉，人數甚眾，待大人到了益都，大可自去觀之。主公已令樞密院把受封為‘將’、‘校’、‘尉’的諸將之名悉數書寫紙上，張榜街中，以示恩寵。
“而‘士’等。至今已受封的，總計有四千來人。上等士最少，八百上下；次等士次之，一千出頭。餘者兩千餘人，則都是又此等士。不知大人剛才在碼頭注意到沒有？有幾個萊蕪當地駐軍的百戶，被抽調了過去，維持秩序。在他們其中，就有‘士’。”
“你卻是怎麽知道的？”
“大人定然不曾留意。‘士’與普通士卒的區別，便在他們的肩章上。上等士，繡有三條銅線，次等士有兩條，又次等士則為一條。‘校、尉’與‘將’的標識也大致與此相仿。不同者，‘校、尉’是銀線；‘將’則是銀星。這樣一來，平時在軍中，受軍銜者可得尊重；倘若在戰場，主官陣亡，又無別的接替候補，凡此之時，軍銜高者即可接替指揮。亦足以井然有序。特別尋常士卒中，戰事再亂，也不致失去指揮。”
羅國器深以為然。
這是益都最近在製度作出的一個改革，在人事上。又有兩條消息。文華國、張歹兒等皆已然回去了海東。而吳鶴年與顏之希交接完畢，便也在數日前，宣布正式調離行省左右司，來到了益都，接任益都知府之位。
此外，還有一條消息。鄧舍為備戰察罕，前數日，行文海東，點了姚好古等幾個重臣的名，著其即日前來益都，說是準備要開一次軍議。那官員不是樞密院的人，對此也是略有所聞，並不知其詳情。一語帶過。
又還一則消息，卻是鄧舍已然發下令旨，宣布立妃，無須多講。倒是那官員不知從哪裏聽來了一條小道消息，說是因為鄧舍拒絕了小明王的“賜婚”，安豐大為不滿。劉福通派了一支使團，正夜以繼日，兼程趕來益都。也不知是不是還想要舊事重提，依然是為“賜婚”之事而來。
上次小明王“賜婚”，是用商量的語氣，鄧舍可以婉拒。但如果這一次小明王明文下旨，海東怕不就好再做拒絕了。言說及此，那官員很是替鄧舍憂愁。羅國器與方從哲問明了來龍去脈，也是不禁大感棘手。
不過好在，這還隻是小道消息，未得證實。也許隻是傳聞呢？諸人也隻有以此來互相開解。一行人談談說說，行至天晚，便就在鄰近縣中，將就住了一夜。次日天不亮便又啟程，未及中午，回到了益都。
鄧舍本來正與洪繼勳、趙過等人在議事，一聽了羅國器與方從哲到了，笑與諸臣說道：“這是咱們海東的大功臣回來了！”即命使團諸人進來。
羅國器等入見。鄧舍好生誇獎了他們一番，見其都是神色疲憊，曉得路途辛苦，因而說道：“諸位此次出使浙西，不但不辱使命，更借來的糧食數有十萬石之多，實出我所望。諸位勞苦功高。我必有厚封重賞。”看堂外天色，將近午時，吩咐侍衛，說道，“叫膳房備下酒宴，請諸位功臣先去吃了飯，然後各請回府，休息一下，也見見你們的家人。肯定都很想你們了。待到明日的朝堂會上，我再給你們論功行賞！如何？”
諸人自無異議。跪拜退出。
鄧舍單獨留下了羅國器，見使團諸人出去，又大大稱讚了他一番，說道：“你日前來書，說你在購糧款上擅自定斷，深感惶恐，請求我責罰你。你是從過軍的，當知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我既給了你臨機應變的權力，就是相信你的能力。就不怕你敢‘擅自定斷’，也是希望你敢‘擅自定斷’的！這件差事，你辦的很好。分得清輕重，理的清主次，非但無過，而且有功。是為有大功勞。理應重重加以賞賜的。‘責罰’雲雲，從何談起？”
羅國器跪拜謝恩。
鄧舍叫他起來，從案幾上拿了份文書，命侍從遞給他，說道：“你來的正好。我正與諸位大臣商議軍事。你是益都分省的宰執，也在朝鮮待過不短的時間，對那裏的情況算是了解。對我海東軍中，你也更是熟悉。漢軍、麗軍，你都接觸過。你且看一看這份條呈，說說你的意見。”
羅國器接過來，打開一看，隻見抬頭一句話，上寫道：“奏請主公立麗卒軍衙事。”底下署名，卻是慶千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