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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通信技術十分落後，而戰爭形勢往往瞬息萬變，故皇帝對遠征的將帥實行遙控，一般是不適宜的。但是，軍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趙宋皇朝，又將遙控視為防範武將、維護皇權的家規。有時，甚至連作戰的陣圖都須皇帝親授，前線每一項軍事行動都須稟命而行，把將帥們隨機應變的主動權剝奪幹淨。

宋代最快速的馬遞是金字牌，用一宋尺多長的朱漆木牌，上寫金字：“禦前文字，不得入鋪。”用驛馬接力傳送，不得入遞鋪稍事停留。凡皇帝發下急件，用金字牌傳遞，日行五百宋裏。臣僚發給朝廷急件，另用“急遞”，日行四百宋裏。事實上，紙麵規定日行四、五百宋裏的速度往往達不到，這是由戰爭、道路條件、氣候等多種因素造成的。嶽飛自鄂州或前方發往“行在”臨安府的急遞奏狀，行程須十日以上；臨安府行朝用金字牌傳遞詔令，一個來回，約需二十日左右。鑒於如此長的往返時間，宋高宗在手詔中也曾說“朕不可以遙度”、“兵難遙度”等語。但是，為了貫徹他的意圖，有時又非“遙度”不可。

宋廷命李若虛製止嶽飛出師未成。宋高宗便又命令嶽飛在攻占蔡州和淮寧府後，於閏六月底終止軍事行動，“輕騎一來相見”。嶽飛卻繼續提兵北上，長驅中原，使宋高宗和秦檜惶惶不可終日。

宋高宗對戰爭前途心存兩怕，一怕全勝，二怕大敗。如果全勝，則武將兵多、功高而權重，會威脅皇權。盡管嶽飛再三真心誠意地表示，北伐成功後要解甲退隱，宋高宗總是疑神疑鬼。在他看來，嶽飛紹興七年自行解職，奏請建儲等事，不是證明嶽飛居心叵測嗎？倘若大敗，則宋高宗有可能成為階下之囚，欲為臨安布衣而不可得。紹興元年以來宋軍的多次勝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的恐敵頑症，他始終對金方的力量估計過高，對自己的力量估計過低。嶽家軍節節推進，宋高宗在深宮中反而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詔中再三叮嚀嶽飛，要避免與完顏兀術（宗弼）大軍決戰，“全軍為上”，“占穩自固”，“必保萬全”。

秦檜身為奸細，與抗金事業勢不兩立。然而兩個多月以來，各戰場傳來的是或大或小的捷報，而無敗報，這使他更急於要從中破壞。秦檜搗鬼有術，然亦有限，單憑他以三省、樞密院的省劄發號施令，對嶽飛、韓世忠等官高權重的將帥並無多大約束力。根據若幹年來形成的慣例，惟有宋高宗的親筆手詔，才對將帥們具有更大的約束力；而宋高宗手詔也並非他個人的作品，往往是由他和宰執大臣一起商量，並由他們為之起草。

到七月上旬，秦檜對各戰場動態有一個基本了解。宋、金兩軍在東部和西部戰場處於拉鋸或膠著狀態，進展不大。中部戰場的張俊已經撤軍，惟獨嶽家軍卻長驅猛進，攻勢淩厲。顯然，對金戰局的成敗，係於嶽家軍之進退。秦檜看準時機，也透徹地了解宋高宗的心理，迫不及待地向宋高宗提出班師的建議，理由是嶽飛“孤軍不可留”。他還唆使殿中侍禦史羅汝楫上奏說：

“兵微將少，民困國乏，嶽飛若深入，豈不危也！願陛下降詔，且令班師。”

班師，一不至於大敗，二不至於全勝，正中宋高宗下懷。於是，宋高宗在七月八日或稍後，即與郾城之戰大致同時，發出了第一道班師詔。

嶽飛在七月五日，即郾城之戰前夕，上奏報告梁興、董榮、趙俊、喬握堅等部的勝利，並說：

“臣契勘金賊近累敗衄，其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眾尚徘徊於京城南壁一帶，近卻發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乃金賊必亡之日，若不乘勢殄滅，恐貽後患。伏望速降指揮，令諸路之兵火急並進，庶幾早見成功。”

此奏一去十餘日，並無一兵一卒進援的消息。待熬過郾城和潁昌兩次苦戰後，卻盼到一道班師詔，時值十八日，即張憲進行臨潁之戰的當天。嶽飛不願，不忍，也不肯舍棄行將到手的勝果，他沒有下令終止向開封府的進軍，而是寫了一封“言詞激切”的奏章，反對“措置班師”，他說：

“契勘金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諜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隔了兩三日，大軍前鋒已進抵朱仙鎮，而嶽飛卻在一天之內，接連收到十二道用金字牌遞發的班師詔。這十二道詔旨全是措辭嚴峻、不容改變的急令：大軍班師回鄂州，嶽飛本人去“行在”臨安府朝見皇帝。宋高宗發詔的時間，大約是在七月十日左右，正是他得到七月二日克複西京河南府捷報之時，就急忙作出喪心病狂的決定。

嶽飛遭受了紹興七年以來的又一次政治、打擊，而這次打擊的分量要沉重得多。這個敢於藐視刀光、斜睨劍影的大丈夫，不禁悲憤地啜泣起來，他麵東朝“行在”臨安府的方向再拜，說：“臣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非臣不稱職，權臣秦檜實誤陛下也。”

嶽飛終於領悟到一條真理，朝廷是決不允許他抗金成功的。他隻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決定，下令班師。

撤軍令自然嚴重地影響了嶽家軍的軍心和士氣。原來將士們與家屬相約，不破金軍不團圓，如今卻功敗垂成，中途折回，又有何麵目見人。嶽飛看到自己這支在強敵麵前不屈不撓、毫無愧色的雄師，居然變得行伍不整，“旗靡轍亂”，真是心如刀割，半天不說一句話，最後，他長歎一聲：

“豈非天乎！”

嶽飛夜宿荒村野寺，與部將們相對而坐，久久沉默不語，他突然發問：

“天下事竟如何？”

眾人都不願再說什麽，唯獨張憲回答：

“在相公處置耳！”

然而他的勸勉未能使嶽飛產生回師的勇氣。嶽飛的退師，使京西的百姓大失所望，很多人聞訊攔阻在嶽飛的馬前，邊哭邊訴，說：

“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虜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遺噍類矣！”

嶽飛含淚取詔書出示眾人，說：

“朝廷有詔，吾不得擅留！”

大軍撤至蔡州時，又有成百上千的人擁到衙門內外，其中有百姓，有僧道，也有書生。一名進士率眾人向嶽飛叩頭，說：

“某等淪陷腥膻，將逾一紀（十二年）。伏聞宣相整軍北來，誌在恢複，某等歧望車馬之音，以日為歲。今先聲所至，故疆漸複，醜虜獸奔，民方室家胥慶，以謂幸脫左衽。忽聞宣相班師，誠所未諭，宣相縱不以中原赤子為心，其亦忍棄垂成之功耶？”

嶽飛又以班師詔出示眾人，大家都失聲痛哭。最後，嶽飛決定留軍五日，以掩護當地百姓遷移襄漢。

大軍從蔡州南下，回到鄂州。嶽飛本人在七月二十七日，率騎兵二千，取道順昌府，渡過淮河，前往“行在”臨安府。他上奏說，自己“恭依累降禦筆處分，前赴行在奏事”。

第二節金兵重占河南

完顏兀術（宗弼）原以為此次戰爭敗局已定，他夜棄開封府後，正準備渡過黃河，有個北宋時的無恥太學生卻要求進見，對完顏兀術（宗弼）說：

“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以愚觀之，嶽少保禍且不免，況欲成功乎！”

完顏兀術（宗弼）經此人提醒後，決定暫不過河。他想起被殺的族叔完顏撻懶（昌）為金朝留下了奸細秦檜，決定加以利用。完顏兀術（宗弼）在迭遭挫敗之餘，開始了從主戰派到主和派的轉變。

嶽飛撤兵的消息被證實後，完顏兀術（宗弼）喜出望外，立即整軍卷土重來。在前一階段的戰爭中，完顏兀術（宗弼）很不信任原偽齊降附的兵痞，除李成外，如孔彥舟之流“隻是單馬隨軍，並無兵權”。此時才利用了孔彥舟、徐文等人。完顏兀術（宗弼）以孔彥舟為前鋒，重新回軍開封府。

嶽飛在前沿尚留下少量部隊，是為掩護河南百姓南遷，並且接應大河以北梁興等軍撤退者。他們在兵力單薄，士氣受挫的情勢下，難以抵擋金方大軍的進攻。孔彥舟襲鄭州時，曾夜劫中牟縣敵營的準備將劉政不幸被俘。留駐西京河南府登封縣（今河南省登封市）的孟邦傑，守汝州的郭清、郭遠等軍，也接著敗退。

八月上旬，金朝翟將軍率部包圍淮寧府。新任知州趙秉淵一掃昔日的怯戰心理，勇敢地進行抵抗。嶽飛派遣李山和史貴的部隊，劉錡派遣韓直的部隊，內外夾攻，打敗金軍。他們結束了嶽家軍第四次北伐的最後一戰，然後撤兵。嶽家軍作戰仍十分勇猛。小軍官楊興率領幾十人，在淮寧府沿河同數百散騎接戰。楊興左臂中六箭入骨，“猶堅力向前”，從上午苦戰到下午，金軍死傷累累，最後被迫遁走。

嶽家軍的班師，使整個戰局發生逆轉。八月，韓世忠因久攻淮陽軍不克，也在宋廷的命令下撤軍了。

宋高宗得到嶽飛郾城之戰的捷報，特別是接到他七月十八日反對班師的上奏後，又略為回心轉意。七月二十五日，即嶽飛班師後幾天，楊沂中的殿前司軍奉命自“行在”臨安府開赴淮南西路。宋高宗接著又發手詔，改令嶽飛“且留京西，伺賊意向，為牽製之勢”。此類手詔當落筆之際，其實已成廢文。八月中旬，楊沂中軍到達宿州，以五千騎兵夜襲臨渙縣（今安徽臨渙）柳子鎮，卻不見金兵蹤影。他得知金方以重兵埋伏於歸路，“遂橫奔而潰”。金軍乘勝占領宿州，因當地百姓歡迎過宋軍，遂恣意報複，大肆屠戮。

紹興十年的宋金大戰，從順昌之戰開始，至宿州失陷告終。宋高宗和秦檜的戰略指揮，幫助了金軍重占河南之地，使宋軍屢次大捷的輝煌戰果毀於一旦。

嶽飛前往“行在”臨安府的路途已走了大半，又不斷接到宋高宗前後自相矛盾的手詔，還有秦檜以三省、樞密院名義遞發的省劄。盡管來回更改，最後仍是令他“疾馳入覲”，“赴行在奏事”。他對此類詔劄，隻能報以苦笑。當嶽飛不斷聽到中原傳來的意料中的凶耗，不由悲憤地說：

“所得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難以中興！乾坤世界，無由再複！”

嶽飛以本軍單獨完成北伐的希望至此徹底幻滅。他八月到行朝，不願再說廢話，隻是一心一意力請解除軍務。嶽飛還懇辭新加的少保官銜。他痛切地說，“比者羯胡敗盟，再犯河南之地，肆為殘忍，人神共憤”。“今則虜騎寇邊，未見殄滅，區區之誌，未效一二。臣複以身為謀，惟貪爵祿”，“萬誅何贖”！

在潁昌大戰中，嶽雲“功先諸將”，但嶽飛按照慣例，不予上報。宋廷查明後，承認“顯賞未行，殊非國典”，將嶽雲升遷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其升官製詞說，“成功行封，猶有遺者”，“大帥之子，能以勇聞。比從偏師，親與敵角，刈旗斬將，厥功為多”。嶽飛仍然上奏力辭，說“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賞典過優，義不遑處”。

宋高宗針對嶽飛辭職的回詔說：

“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請。雖卿所誌，固嚐在於山林；而臣事君，可遽忘於王室？所請宜不允。”

盡管猜忌已甚，隻因“未有息戈之期”，宋高宗還不敢順水推舟地削奪嶽飛的兵柄。

嶽飛無可奈何地返回鄂州。戰事看來尚須進行，結果無非是今日收複一地，明日又放棄一地，養敵殘民，無補國事。捐軀者血沃中原，肉肥廣野，作出了慘重的犧牲，自己的祖國卻南北分裂如故。嶽飛每念及此，真是心如刀割。

第三節北方抗金義軍的失敗

宋朝的正規軍撤退了，而北方的愛國軍民卻依然在敵後苦鬥。

李寶軍在開德府一帶被金將徐文所敗，被迫向南方轉移。抗金義軍在廣濟軍奪取金人的綱船隊，虜獲很多銀、絹、錢、糧，乘船沿運河南下。到達徐州（治彭城，今江蘇徐州市）時，李寶依曹洋的建議，襲擊一支前往增戍的金軍，殺敵無數，捉住七十餘人當活口。這支義軍途經金朝前沿要塞淮陽軍時，有賈姓知軍率數十騎追來，問為何人，李寶說：

“我曹州潑李三也，欲歸朝廷耳！”

他引弓一發，賈知軍應聲中箭墜馬。李寶率部兵到達楚州後，將七十多名俘虜交付韓世忠。韓世忠殷勤款留，李寶截發大哭，表示一定要還歸嶽家軍。韓世忠隻好寫信征詢嶽飛的意見。嶽飛回複說：

“是皆為國家報虜，何分彼此。”

於是、李寶就在韓世忠軍中正式任職。

在京東，襲慶府奉符縣（金改為泰安州，今山東泰安市）“卒徒”張貴領導的抗金義軍，被金將王伯龍所鎮壓。

鎮守西京河南府的李興軍，屢次挫敗金將李成的反撲。李成無可奈何，請求完顏兀術（宗弼）增援了大批軍馬。紹興十年九月，李興因眾寡不敵，放棄河南府城，轉移到永寧縣白馬山寨。李成在冬季圍攻山寨，李興揮兵夜焚敵營，一直追殺過洛水以北十八宋裏，直至福昌縣三鄉鎮（今河南三鄉），連戰克捷，李成逃竄，奔回河南府。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六月，李興組織幾萬軍民南撤，在大章穀打退金朝幾千騎兵的邀擊，曆盡艱辛，直抵鄂州。宋廷命李興擔任左軍同統製，成為牛皋的副手。

梁興、趙雲等人聞知大軍班師後，不肯渡河南撤，仍在大河以北與金軍作戰。他們轉戰各地，在大名府、開德府一帶，截取了金朝山東路的金、帛綱，河北路的馬綱。梁興、趙雲等人出生入死，迭挫強敵，飽經磨難，在紹興十一年或紹興十二年（公元1142年）初，殺回鄂州。

河北抗金義軍控製下的冀州和北京大名府，也相繼被金軍攻破。

王忠植所率抗金義軍，奉川、陝宣撫司之命，轉移至陝西，解救被圍的慶陽府（治安化，今甘肅慶陽縣）。他率部途經延安府（治膚施，今陝西延安市）時，不幸被叛將趙惟清所俘。金軍將王忠植押到慶陽城下勸降，他大聲疾呼：

“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

金朝元帥右監軍完顏撤離喝（杲）大怒，王忠植披襟高喊：

“當速殺我！”

遂慷慨就義。

北方很多愛國軍民臨危不懼，以“勿負朝廷”互相勉勵。然而宋高宗和秦檜控製下的宋廷，卻置故土遺民於不顧。北方廣大的抗金義軍，因缺乏正規軍的支援，與金朝軍力對比懸殊，終於陷於失敗。

第四節三援淮西

金朝都元帥完顏兀術（宗弼）在紹興十年戰爭的最後階段，得到便宜，又趾高氣揚起來。紹興十一年春，他以重兵突入淮南西路。由於以往戰事中的損兵折將，此次金軍入侵，名為十三名萬夫長的編額，其實隻有九萬餘人，兵勢非複往年之盛。

宋朝在淮南西路有三支大軍，淮西宣撫使張俊有兵八萬人，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有兵三萬人，淮北宣撫判官劉錡有兵約二萬人，總兵力超過其他各大戰區，完全足以抵禦金軍的進攻。但是，宋高宗每逢感到軍情緊急時，最急需的將帥還是嶽飛。一道道金字牌傳遞的急件，如星飛電馳，直發鄂州的湖北、京西路宣撫司。宋高宗在手詔中用盡了甘言美語，“卿忠智冠世”，“朕素以社稷之計，倚重於卿”，“破敵成功，非卿不可”，“朝夕需卿出師之報”。驚慌失措的神態，躍然紙上。

“一聞戰鼓意氣生，猶能為國平燕趙”。嶽飛恢複故土的希冀，似乎又有點死灰複燃了。他在宋高宗手詔下達之前，就上奏請求“令臣提軍前去，會合諸帥，同共掩擊，兵力既合，必成大功”。二月四日，嶽飛又連發兩奏，說“虜既舉國來寇，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勢必得利”。這當然是出奇製勝的上策，中國軍事史上早有“圍魏救趙”的成功戰例。雖然金將李成帶領一萬五千多人駐守蔡州，也決非是嶽家軍的對手。但是，嶽飛素諳宋高宗的脾胃，估計到皇帝決不會接受此策，故又於當日第二奏中提出了中策。他說，“虜知荊、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乞且親至蘄、黃，相度形勢利害，以議攻卻”，“貴得不拘，使敵罔測”。嶽飛認為，本軍若改由蘄州和黃州一帶渡江，出敵不意，或可收腹背夾擊之效。

果然不出嶽飛所料，宋高宗看到“長驅京、洛”的奏章，當即回絕：“備悉卿意，然事有輕重，今江、浙駐蹕，賊馬近在淮西，勢所當先。”

在另一道手詔中，宋高宗批準了嶽飛的中策。

由於公文往返頗費時日，在宋高宗寫這兩份手詔前，嶽飛已於二月九日接到宋高宗在正月二十九日發出的第一份援淮西手詔，立即上奏，報告本軍“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黃、舒州界”。這是嶽家軍第三次馳援淮西，“見苦寒嗽”的嶽飛，親率八千多背嵬鐵騎，以為前驅。

十八日，嶽家軍尚未趕到戰場，淮西的宋、金兩軍已在無為軍巢縣（今安徽巢湖市）西北的柘皋鎮，舉行了大規模的會戰。此戰的特點是兩軍的主將張俊和完顏兀術（宗弼）都未親臨戰場。張俊在名義上是主將，其實與楊沂中、劉錡各自成軍，“不相節製”，隻是各軍進退由他一人決定。王德隸屬張俊後，任都統製，張俊多少有點自知之明，故讓王德負責戰場指揮。張俊素來怯戰，他未親臨戰場，在某種意義上是成全了這次會戰。完顏兀術（宗弼）此次出兵，其副手是元帥左監軍、龍虎大王完顏突合速和五太子、邢王完顏阿魯補（漢名宗敏），而柘皋的金軍由完顏阿魯補（宗敏）、韓常等指揮，完顏突合速亦未參戰，參戰兵力估計應隻有幾萬人。

宋方有楊沂中、劉錡兩軍，另加王德所率行營中護軍的一部分，參戰兵力估汁在十萬上下，比金軍占有優勢。雙方接戰後，金兵依舊用左、右翼拐子馬奔突進擊，宋方的步兵揮長柄大斧迎戰，打敗了金軍。這也是一次激烈的鏖兵。

柘皋戰勝後，金軍退出廬州。張俊根據不確實的情報，以為敵人已經退兵，命令劉錡軍渡江回太平州，自己準備和舊部屬楊沂中“耀兵淮上”，再行班師，其實是企圖排擠劉錡，獨吞戰功。嶽飛兵臨廬州，也接到張俊的谘目，說敵軍已退，“前途糧乏，不可行師”，實際上是給這支客軍下逐客令。嶽飛明白張俊的居心，就退兵舒州，上奏宋廷，請宋高宗決定進止。

不料完顏兀術（宗弼）為了報複，用酈瓊之計，以孔彥舟作先鋒，在三月四日，即張俊令劉錡班師的前一日，已急攻濠州（治鍾離，今安徽風陽縣）。濠州的流星馬前來告急求援，方驚破了張俊的美夢，他立即召回業已南撤的劉錡軍，共同進兵北上。三月九日，張俊、楊沂中和劉錡約十三萬大軍趕至黃連埠，距濠州尚六十宋裏，便接到八日州城陷落的消息。金兵破城後，大肆燒殺剽掠，驅擄居民而去。張俊得到探報，說濠州已無金兵，又希圖去空城耀武揚威一番，以掩飾赴援不及的窘態，他命王德和楊沂中率“兩軍所選精銳”六萬人，包括二幹餘騎前往。不料遭金軍伏擊，楊沂中和王德隻身逃回，部眾大部被殲，沿途遺棄兵器和甲胄無數。在黃連埠的張俊和劉錡聞訊後，也拔寨南撤。

韓世忠奉命自楚州率軍趕到濠州時，敗局已無可挽回。金軍企圖阻遏他的歸路，韓世忠軍且戰且退，全師而還。

尚在舒州待命的嶽飛，得知戰局變化的某些消息，又接到宋高宗一份三月一日發出的手詔，令他“盡行平蕩”，“以除後患”，就統兵倍道兼程北上。行軍途中，嶽飛先後接到張俊和韓世忠兩軍的凶耗，悲憤的心情再也難以克製，一句跡近“指斥乘輿”，即責罵皇帝的話，便奪口而出：

“國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

實際上，這正是他鬱結半年有餘的心聲。嶽飛還怒衝衝地對張憲說：

“似張家人，張太尉爾將一萬人去跎踏了。”

他又指著董先說：

“似韓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萬人去跎踏了。”

此類氣話無非是埋怨張俊和韓世忠兩軍“不中用”。十二日，嶽家軍抵達濠州以南的定遠縣，金軍聞風渡淮北撤。

兒戲似的淮西之戰結束了，宋軍先勝後敗，張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他回朝後，卻反誣劉錡作戰不力，嶽飛逗留不進。宋高宗和秦檜自然完全偏袒張俊。秦檜的黨羽更是一哄而起，飛短流長，對嶽飛竭盡毀謗、中傷之能事。

第五節削除兵權

害怕諸大將久握重兵，跋扈難製，這是宋高宗和宰執們始終深藏於胸臆的隱憂。張浚和趙鼎任相時，“屢欲有所更張，而終不得其柄”。王庶任樞密副使，曾令韓世忠和張俊的部將分兵移屯，為張俊所覺察，托人向王庶傳話，表示反對。秦檜獨相後，向宋高宗“乘間密奏”，說各行營護軍目前號稱張家軍、韓家軍等，表明“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盟，不可不慮”。宋高宗為此更“決意和戎”。罷大將兵權之事，雖醞釀多年，真欲付諸實施，其關鍵又在於“有息戈之期”。

淮西戰事雖暫時休止，陝西的爭奪正難分難解，吳磷軍直到當年九月，又贏得著名的剡灣之捷，其他地區的小仗也接連不斷。在表麵上，似並“未有息戈之期”的征象。然而宋高宗和秦檜通過各種渠道，已洞悉金方願和的底蘊，對偏安東南有了足夠的把握。七八個月前，嶽飛主動辭免兵柄，宋高宗尚無允準的膽量；如今他卻和秦檜接受範同之建議，準備主動地采取斷然措施。

三月二十一日及稍後，宋廷省出省劄，“令嶽飛先次遣發軍馬回歸”鄂州，本人由舒州往“行在”臨安府“奏事”。四月下旬，嶽飛到行朝時，韓世忠和張俊已早到六七日。宋高宗、秦檜及其心腹王次翁等十分焦急不安，隻是成天用美酒和佳肴招待韓世忠和張俊，拖延時日。嶽飛來到後，宋廷一麵繼續在西湖為之舉辦盛筵，一麵卻連夜起草製詞，發表韓世忠和張俊任樞密使，嶽飛任樞密副使，留朝任職，明升暗降，削除兵權。宋朝曆史上第二次“杯酒釋兵權”終於實現了。嶽飛保留少保的階官，其兩鎮節度使的虛銜和宣撫使、招討使、營田大使的實職同時撤銷。

張俊率先表示擁護，帶頭交出所統行營中護軍，“撥屬禦前使喚”。實際上，他與秦檜早有默契，“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才能雖低，而野心不小。張俊從此更與秦檜沆瀣一氣，“同主和議”。

嶽飛雄圖不展，壯誌難酬，繼續執掌大兵，對他無異於大恥大辱，故早已提出辭呈。他雖未料想到朝廷此番精心設計和突然措置，對兵柄也毫不留戀。他請求朝廷將自己帶來的親兵，隻留少量“當直人從”，其餘發遣回鄂州，“庶使緩急賊馬侵犯，有所統攝，不致誤事”。宋高宗立即予以批準。

韓世忠的京東、淮東宣撫處置司，張俊的淮西宣撫司和嶽飛的湖北、京西宣撫司緊接著撤銷了，三宣撫司原轄行營前護軍、行營中護軍和行營後護軍的軍號也予以取消，各統製官所部都冠以“禦前”兩字，以示直屬皇帝，“將來調發，並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施行”。此外，宋廷還提高各軍總領的職權，規定總領除管理錢糧外，還要“節製”諸軍，負責報發朝廷和各軍之間的往返文件，預聞軍政，實際上起著監軍的作用。

王貴接替嶽飛，擔任鄂州駐紮禦前諸軍都統製，張憲擔任副都統製，負責指揮原嶽家軍。宋廷對他們很不放心，特命秦檜黨羽林大聲出任湖、廣總領，進行監視。宋高宗和秦檜對嶽飛的幕僚也十分猜忌，在宣布嶽飛為樞密副使的前兩天，就發表隨同嶽飛赴“行在”的參謀官朱芾外任鎮江知府，前參議官李若虛外任宣州知州，旨在不讓他們與嶽飛朝夕相處，出謀劃策。嶽飛本不願被人視為武夫和粗人，自罷兵權後，更不著戎裝，成日“披襟雍容之狀”，這居然也引起秦檜的忌恨。

劉錡也遭受張俊的排擠，而被罷免軍職。宋廷發表他出任荊南知府，並規定“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旨在對王貴和張憲起箝製作用。嶽飛從抗金大局出發，愛惜劉錡的才勇，奏請留他掌兵，卻被宋高宗和秦檜斷然拒絕。

宋高宗在給嶽飛製詔中說，“朕以虜寇未平，中原未複，更定大計，登用樞臣”。“近資發縱指示之奇，遠輯摧陷廓清之績”。“所願訓武厲兵，一灑讎恥”。他又親自對韓世忠、張俊和嶽飛三大將說：

“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共為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兀術，何足掃除乎！”

在此類冠冕堂皇、慷慨激昂的言詞背後，真正加速的正是向仇敵求降的步伐。盡管宋代輕視武人的積習甚深，不少士大夫仍然看透了宋廷罷三大將兵柄的真意。明州知州梁汝嘉上奏認為，這表明朝廷“無複進取之計”。曾任荊湖北路安撫使的劉洪道聽說嶽飛罷宣撫使，為之“頓足抵掌”而“流涕”。

嶽飛在紹興十年已承受了第二次政治、打擊，但他卻萬萬未曾料到，自罷宣撫使之日始，慘重的大難行將臨頭。

第十六章冤獄碧血

第一節直道危行

金朝都元帥完顏兀術（宗弼）經曆紹興十年和紹興十一年幾次大戰的挫敗，不得不承認“南宋近年軍勢雄銳，有心爭戰”，而決意講和。紹興十年秋，完顏兀術（宗弼）曾正式寫信給秦檜說：

“爾朝夕以和請，而嶽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嶽飛，而後和可成也。”

他提出以殺嶽飛作為和議的條件，秦檜自然是惟命是從，而關鍵在於宋高宗本人對此書信與講和條件持何種態度。

嶽飛是戰功赫赫的將帥，又是身為執政的高官。按宋太祖秘密誓約的規定：“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十五年前，宋高宗殺害上書言事的陳東和歐陽澈，結果隻是極大地提高了犧牲者的聲譽，而使自己背負難以洗刷的惡名。以後宋高宗一直引以為訓，不敢輕易開殺戒。秦檜對胡銓恨之入骨，在自己的一德格天閣中寫上胡銓等人的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然而在宋太祖秘密誓約的約束下，隻要宋高宗未予首肯，他始終無法殺害官卑職小，而又貶黜流放的胡銓。

盡管嶽飛的生命也受宋太祖誓約的保護，但宋高宗為了對金媾和的成功，加之對嶽飛的忌恨，故在秦檜的慫恿下，決定殺害嶽飛。在淮西會戰時，宋高宗一麵褒獎嶽飛，“見苦寒嗽，乃能勉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另一方麵，卻已與秦檜進行罪惡的謀劃。罷嶽飛兵權，僅是完成了第一個步驟。

秦檜和嶽飛在和戰問題上，自然是勢不兩立。嶽飛看到紹興十年秦檜奏中所引“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認為此言“飾奸罔上”，氣憤地說：

“君臣大倫，比之天性，大臣秉國政，忍麵謾其主耶！”

兩人的仇隙更深。但是，秦檜對韓世忠的憎惡，也不亞於嶽飛。紹興八九年間，韓世忠曾命部屬假扮紅巾軍，企圖襲殺金使張通古，破壞和議，雖因部將告密，而未成功，卻使秦檜切齒痛恨。按秦檜的盤算，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害韓世忠，後殺嶽飛，這兩人正是他的主要政敵。

五月上旬，三大帥任樞密使和副使不足半個月，宋廷即命張俊和嶽飛前往淮南東路。在名義上，他們的任務是“措置戰守”，“方國步之多艱，念寇讎之尚肆”，“當今行陣之習有素，戰守之策無遺，伐彼奸謀，成茲善計”。

事實上，他們的任務一是羅織韓世忠的罪狀，二是肢解原韓家軍，將其大本營由淮東前沿的楚州，撤往江南的鎮江府。這正是宋廷準備降金的又一重大步驟。張俊的頭銜是“按閱禦前軍馬，專一措置戰守”，嶽飛的頭銜是“同按閱禦前軍馬，專一同措置戰守”，加兩個“同”字，作為副職。宋廷規定，他們對前沿軍務可以“隨宜措置，專一任責”。在樞密使張俊和樞密副使嶽飛到前沿後，留在“行在”臨安府的另一樞密使韓世忠，便處於有虛名而無實職的地位。

原來秦檜早已物色到一條走狗，這就是淮東總領胡紡。胡紡原先因奉承韓世忠，“奴事”韓世忠的“親校”耿著等人，步步高升。他後來又見風使舵，趨附秦檜，紹興八年、九年韓世忠襲擊金使的計劃，便是由他出麵告密的。三大帥罷兵權後。胡紡依照秦檜的發縱指示，出首控告昔日“奴事”的對象，說耿著自“行在”臨安府回楚州後，散布流言蜚語，“二樞密來楚州，必分世忠之軍”，“呂祉之戒，不可不慮”，“鼓惑眾聽”，並且“圖叛逆”，“謀還世忠掌兵柄”。秦檜下令逮捕耿著，以酷刑逼供，企圖由此牽連韓世忠。

當張俊和嶽飛離開臨安府前，秦檜曾在政事堂布置使命，示意嶽飛“以羅織之說，偽托以上意”，並且假惺惺地說：

“且備反側！”

耿直的嶽飛明瞭秦檜的用心後，便嚴詞回絕，說“世忠歸朝，則楚州之軍，即朝廷之軍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何為者？若使飛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秦檜受嶽飛責備後，氣得臉上變色。

嶽飛出使後，方得知耿著的冤獄。他說：

“吾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為負世忠！”

嶽飛連忙寫信，告知韓世忠。韓世忠接信後，大吃一驚，立即求見宋高宗，大哭大吵一場，“投地自明”。宋高宗本來就無意於殺害這位苗劉之變的救駕功臣，便召見秦檜，示意不得株連韓世忠。於是，這件冤獄便以耿著“杖脊”和“刺配”了結。

六月，嶽飛和張俊來到楚州，這是淮東戰區的大本營，控扼運河的重鎮。嶽飛巡視城防，憑吊當年趙立和全城軍民苦鬥與死難的遺跡，追憶自己當年在淮東的血戰和挫敗，心潮起伏，思緒萬千。

李寶當時正出戍海州，嶽飛將他召來，“慰勞甚周至”。李寶發現，這位舊帥在備受挫折之餘，依然我行我素，健旺的鬥誌並未衰減。兩人匆匆見麵，又很快告別，誰也未曾料想到，這竟是最後的訣別。李寶奉嶽飛的命令，揚帆出海，北上登州（治蓬萊，今山東蓬萊市）和文登縣（今山東文登市）掃蕩一番，為他二十年後的密州膠西縣（今山東膠州市）大海戰，作了一番認真的預演。

嶽飛檢點兵籍，發現韓世忠軍才有三萬餘人馬，居然自守有餘，能西援淮西，北上京東，真是位“奇特之士”。他更深切地感到，拒絕朝廷錯誤的政令和軍令，實為責無旁貸。他向張俊懇切地，然而又是強烈地表示，反對拆散原韓家軍，反對將其大本營後撤鎮江府。嶽飛說：

“今國家唯自家三、四輩，以圖恢複。萬一官家複使之（指韓世忠）典軍，吾曹將何顏以見之?”

張俊和韓世忠一直是同僚和平輩，因私交不壞，終於成為雙重的兒女親家。但張俊此時正做著獨掌天下之兵的迷夢，對嶽飛的規勸自然置若罔聞。他隻是建議要修繕楚州的城壁、濠塹之類，嶽飛不願意回答。張俊便一再追問，嶽飛隻能以直言相告：

“吾曹蒙國家厚恩，當相與戮力複中原，若今為退保計，何以激勵將士?”

盡管耿著的冤獄，已對嶽飛預示了險惡的征兆。但他不忍坐視朝廷和張俊的倒行逆施，隻要事關抗金大局，隻能據理力爭。他一語道破了提倡修城，無非是準備撤軍江南。張俊聽後，“艴然變色”。他滿腔惱怒，遂向兩名衛兵發泄，搜剔一點微小的罪名，要將兩人處斬。嶽飛為此“懇救數四”，隻是更增強了張俊不殺不足以解恨的獸性。嶽飛最後看到兩名無辜者之屈死，更憤憤不平。

張俊秉承宋高宗和秦檜的旨意，懷著肢解原韓家軍的鬼胎，處處疑神疑鬼。嶽飛住在楚州城裏，他隻敢住在城外，以備若有風吹草動，便於逃命。中軍統製王勝參見之前，有人捕風捉影地報告：

“王勝有害樞使意。”

王勝在教場整列隊伍，將士們頂盔貫甲，接受張俊檢閱。張俊心虛，便問：

“將士何故擐甲?”

王勝弄得莫名其妙，答道：

“樞使來點軍馬，不敢不帶甲。”

張俊忙令卸甲。

盡管有嶽飛的反對，又不得軍心，張俊仍然憑借自己的正職地位和朝廷的支持，一意孤行。他下令拆毀位於淮北的海州城，其實是準備割讓金朝，強迫當地居民遷移鎮江府，“人不樂遷，莫不垂涕”。淮東軍也按宋廷的原計劃，自楚州後撤鎮江府，精銳的原韓世忠背嵬親軍，則抽調往臨安府屯駐。

按宋高宗和秦檜的盤算，對原韓家軍作如此措置，既消除了朝廷的一大隱患，也掃除了降金的一大障礙。但張俊卻執意擴充自己的實力，他緊接著將自己的樞密行府設於鎮江府，以便直接掌管這支原屬韓世忠的部隊。

第二節罷官賦閑

嶽飛不能製止張俊的胡作非為，於七月初回“行在”臨安府後，便憤慨地提出辭呈，請求宋高宗罷免自己的樞密副使，“別選異能，同張俊措置戰守”。

宋高宗和秦檜為對付三大帥，事實上采用了利用嫌隙，使之互攻，以坐收漁利的方針。在韓世忠的問題大致解決後，緊接著就準備對嶽飛下毒手，更何況嶽飛出使時的所作所為，完全拂逆了朝廷的旨意。盡管如此，宋高宗仍然耍弄帝王權術，他在不允詔中說，“朕以二、三大帥各當一隅，不足以展其才，故命登於樞機之府，以極吾委任之意”。“今卿授任甫及旬浹，乃求去位，行府之命，措置之責，乃辭不能。舉措如此，朕所未喻。夫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權，而謂不可以有為，人固弗之信也”。詞意如此剴切，宋高宗似乎是全心全意希望嶽飛施展才能，“禦敵”抗金，盡管嶽飛不識抬舉，而皇恩仍是曲加優容。其實，這不過是一紙侮弄忠肝義膽的臣僚的文字遊戲。宋高宗再也沒有強令嶽飛去行使“措置之責”，前沿的軍務全由張俊設在鎮江府的樞密行府包攬，嶽飛和韓世忠一樣，留在行朝，有虛位而無實職。

當得知金朝已再次明確表示了願媾和的意向，倔強的嶽飛仍不肯暗默保身，他明知皇帝的主意毫無挽回餘地，卻依然上奏，犯顏直諫。他說，“金虜無故約和，必探我國之虛實”。“今日兀術見我班師，有何懼而來約和？豈不偽詐。據臣所見，見為害，不見為利也”。

宋高宗下不允嶽飛辭職詔後，對嶽飛的彈劾奏章也接踵而至。這是在秦檜的唆使下，由右諫議大夫萬俟卨和禦史中丞何鑄、殿中侍禦史羅汝楫三名台、諫官出麵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是，像嶽飛那樣兢兢業業獻身抗金事業的人，確實並無什麽把柄，可資以糾彈。即使在此類肆意誣蔑的奏章中，也不得不承認嶽飛“蚤稱敢毅，亟蒙獎拔”，“慨然似有功名之誌，人亦以此稱之”。作為攻訐口實者，主要是以下數事。第一，“不避嫌疑，而妄貪非常之功；不量彼己，而幾敗國之大事”。言語含混，其實是指嶽飛建議立皇儲和反對與金媾和。此兩事僅一筆帶過，尚不作為攻訐的重點。第二，“自登樞管，鬱鬱不樂，日謀引去，以就安閑，每對士大夫但言山林之適”，“不思報稱”，“亦憂國愛君者所不忍為也”。第三，淮西之役，“堅拒明詔，不肯出師”，“略至龍舒（舒州別名）而不進”，“以玩合肥之寇”。第四，“銜命出使，則妄執偏見，欲棄山陽（楚州別名）而守江”，“以楚為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後兩條則完全是摭拾張俊之唾餘，含血噴人。

由於張俊對嶽飛援淮西的問題，不斷地散布流言飛語，有人曾勸嶽飛與張俊進行“廷辨”，嶽飛卻說：

“吾所無愧者，此心耳，何必辨。”

嶽飛胸襟坦蕩，認為不辨自明，然而在事實上，援淮西之謗，卻漸至眾口鑠金、積毀銷骨的地步。

宋高宗也把握時機，親自出麵配合，他說：

“飛於眾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

秦檜連忙幫腔說：

“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按照慣例，台、諫官上章彈劾之日，即是宰執引咎辭官之時。更何況是嶽飛，他既明白朝廷的用心，更以素餐屍祿為恥，他上奏沉痛地說，“臣性識疏暗，昧於事機，立功無毫發之微，論罪有丘山之積”。“豈惟曠職之可虞，抑亦妨賢之是懼，冀保全於終始，宜遠引於山林”。嶽飛通過耿著的冤獄事件，更體察到了秦檜的心狠手辣，他深知自己的退閑，決不意味著秦檜就能善罷甘休。故嶽飛擺脫宋代辭職奏的常規，特別強調“保全於終始”的問題。

八月九日，宋高宗不失時機地解除嶽飛樞密副使的職務，為嶽飛保留了少保的階官，又“特授”他原來的武勝、定國軍兩鎮節度使，充萬壽觀使的閑職。在罷官製詞中，宋高宗說嶽飛的“深釁”，“有駭予聞，良乖眾望”，但他仍然寬大為懷，“記功掩過”，“寵以寬科全祿”，“所以保功臣之終”。他要求嶽飛“無貳色猜情”，“朕方監此以禦下”。表麵上看，罷官製與嶽飛的辭職奏是互相呼應的。其實，宋高宗根本不想“保功臣之終”，而是在“貳色猜情”一句中，埋伏了殺機。嶽雲也保留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的遙郡官階，改任提舉醴泉觀，與父親一同退閑。嶽飛的幕僚沈作喆為他作謝表說：

“功狀蔑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息壤之盟。”

嶽飛對“謗書”表明了理所當然的蔑視，但對宋高宗“保功臣之終”的盟誓，卻仍以臣子之禮，而表示感戴之情。秦檜讀此謝表，更是懷恨在心。

宋廷對嶽飛的幕僚非常忌恨。嶽飛任樞密副使後，尚有於鵬、黨尚友、孔戊、孫革、張節夫等十一人與他過從甚密。嶽飛出使楚州時，他們都被嶽飛奏辟，充任樞密行府的屬官。嶽飛不去鎮江府後，他們仍始終不渝地追隨嶽飛，“各請宮祠，平居無事，聚於門下”。宋廷發表他們為地方官，“趣令之任”，強行遣散，以防他們再與嶽飛直接往來，為之出謀劃策。高穎本是北宋進士，“陷偽十年，固窮守節”，他遲至紹興十年九月，方出任嶽飛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議官。高穎主動請求，願“裨讚嶽飛十年連結河朔之謀”。嶽飛被解除兵柄後，高穎曾任司農少卿，旋即以“實無他能”為由而“放罷”。無差遣實職的高穎回到鄂州。宋廷害怕他與王貴、張憲等有交往，在嶽飛罷官的前一日，又發表高穎添差福建路安撫大使司參議官，“添差”意味著並無實職，“限三日之任”，並且命令湖、廣總領林大聲“優與津發”。

嶽飛閑廢後，一無兵，二無權，對皇權已毫無威脅，對宋廷的降金乞和活動也無力幹預。但是，宋高宗和秦檜並未至此罷休，罷官僅是完成了陷害嶽飛的第二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