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初探
自魏晉以來，鄂州城即是長江流域的重要城鎮之一，[宋時鄂州，明清以降皆稱武昌，地當今湖北武漢市武昌區老城區一帶。]曆經發展，至宋代成為長江中遊的最大城市，區域性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本文試圖從城市內部平麵布局的角度探討宋代鄂州城的發展變遷，在對鄂州城市布局進行複原的基礎上，分析其所體現出的特點，考察其與地理環境、經濟發展、文化心理諸因素的關係，為宋代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一個實證性的個案。
一、城池規模與城門布局
從三國到宋元，鄂州城的營建經曆了兩個大的時期，總的趨勢是城池規模逐漸增大，自西向東擴展。
第一個時期，“吳孫權赤烏二年修築舊壘，謂之夏口城。”[（明）薛剛纂修，吳廷舉續修：《嘉靖湖廣圖經誌書》（以下簡作“湖廣圖經誌書”）卷一《本司誌•城池》，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誌叢刊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嘉靖元年刻本影印。]夏口城，“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藉阻，高觀枕流，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為名。”[雍正《湖廣通誌》卷七七《古跡誌•武昌府•江夏縣》，雍正十一年刻本。]城池“周圍一十二裏，高二丈一尺。後又因州治後山增築左右，為重城，設二門，東曰囗州門，西曰碧瀾門。宋、齊、梁、陳皆因之”。[《湖廣圖經誌書》卷一《本司誌•城池》。]唐寶曆中，牛僧孺“檢校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鄂嶽蘄黃觀察等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板築，賦菁茆以覆之。吏緣為奸，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茆苫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之以磚，以當苫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舊唐書》卷一七二《牛僧孺傳》，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1975年版，第4470頁。]牛僧孺築城提高了城牆質量，但城池的規模沒有大的變化。
第二個時期是宋朝，鄂州城得到較大規模的擴建。北宋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知州李堯俞增修城池，此後的鄂州城是原夏口城的兩倍，“周圍二十四裏，高二丈一尺，門有三，東曰清遠，南曰望澤，西曰平湖。元因之。”[《湖廣圖經誌書》卷一《本司誌•城池》。]限於地形，城池擴建向東展開，孫吳時的夏口城變為城內西頭的子城。
除了清遠、望澤、平湖三門之外，見於宋人記載的鄂州城門還有竹簰門、武昌門、漢陽門。
竹簰門：《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彌節亭”條：“在竹簰門外，臨江。”
武昌門：《溪堂集》卷五《七言絕句》：“武昌門外柳如煙，想見潘侯枕曲眠，欲借一帆春水去，江邊皆是楚州船。”《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監司軍帥沿革》“湖廣總領所……今置司在武昌門內。”
漢陽門：《入蜀記》卷三：“至鄂州……與（章）冠之出漢陽門，遊仙洞……”《石屏詩集》卷一《鄂渚張唐卿周嘉仲送別》：“武昌江頭人送別，楊柳秋來不敢折。漢陽門外望南樓，昨日不知今日愁。”
以上三門，竹簰門應是西門。鄂州城西麵瀕臨長江，竹簰門既然“臨江”，則應是西門。對照明清方誌，可知竹簰門確是鄂州西門。《湖廣通誌》卷一五《城池誌•武昌府》“府城”條：“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徳興增拓修築，……為門九，東曰大東，曰小東，西曰竹簰，曰漢陽，曰平湖……”
漢陽門也是西門。據陸遊記載，他在鄂州與章冠之一道先“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然後“與冠之出漢陽門”。石鏡亭在“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陸遊：《入蜀記》第五，《陸遊集·渭南文集》（以下簡作“渭南文集”）卷四七，中華書局校點本1976年版，第2443頁。]前引《石屏詩》亦稱“武昌江頭人送別，……漢陽門外望南樓”，由此可知，漢陽門在城西大江邊，與西麵的漢陽隔江相對，距離很近，這種地理位置隻可能在鄂州城西。宋代以後，漢陽門屢見於史籍，如元朝曹伯啟《曹文貞公詩集》卷九《良月既望憶仲通宰公兼寄君平察推》：“閑登黃鶴舊磯頭，萬頃煙波起暮愁。想象故人心似我，漢陽門外望南樓。”《湖廣通誌》卷二五《祀典誌•武昌府江夏縣》：“江漢神祠，在漢陽門樓，宋淳熙中通判劉靖以江漢宜為望祀，即靈竹寺西為壇祭之，後改祀今所。”《湖廣通誌》卷一五《城池誌•武昌府》：“武昌府城，……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徳興增拓修築……為門九，……西曰竹簰，曰漢陽，……嘉靖十四年，都禦史顧璘重修，門仍九，……西易竹簰曰囗，曰漢陽，……”直至今日，武漢市武昌區城西仍有漢陽門，是長江邊的一個重要渡口。
武昌門，從地理方位上看，應該也在鄂州城西。前引《溪堂集》詩稱：“武昌門外柳如煙，……江邊皆是楚州船”，說明武昌門是臨江的城門。明清人的詩文中有不少吟詠武昌門的句子，如明人張羽《靜庵集》卷四《題畫贈長興杜典史浚》：“下若溪頭山似戟，武昌門外柳如煙。何如肆射平其去，束帶閑畊墓下田。”董紀《西郊笑端集》卷一《次韻沙允恭感懷二首》：“行樂有孤靈運屐，笑談無複庾公樓。武昌門外多官柳，能有幾株今尚留。”清人蕭廣昭《榴花塔》：“梅山遠對武昌門，霜影迷離孝婦村”。[轉引自：雍正《湖廣通誌》卷八八《藝文誌》。榴花塔、孝婦村，在明代皆是武昌城附近的地名，《大明一統誌》卷五九《湖廣布政司•古跡》：“石榴花塔，在郡城西北。宋時有婦事姑至孝，一日殺雞為饌，姑食雞而死。姑女訴於官，婦坐罪，無以自明，臨刑乃折石榴花一枝，插地而祝曰：妾若毒姑，花即枯悴，若屬誣枉，花可複生。其後，花果生。時人謂天彰其寃，遂立塔花側，以表其事。”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明天順刻本。]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送吳二先輩還漢陽》：“漢南歸思繞晴川，湓浦西風送客船。莫上武昌門外望，斷腸楊柳似當年。”毛奇齡《西河集》卷一三九《送友之崇陽》：“武昌門外新栽柳，何處相思不斷腸。”[以上數條皆轉引自雍正《湖廣通誌》卷八九《藝文誌》。]這些詩句，多與登船、送別相關，說明武昌門應是臨江的西門。從南宋時湖廣總領所的地位，也可大體推知武昌門的方位。“武昌屯兵數萬，仰給六路之餉”，[楊萬裏：《誠齋集》卷一一九《中散大夫廣西轉運判官贈直秘閣彭公（漢老）行狀》，台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湖廣總領所“總領湖南北、廣東西、江西、京西六路財賦，應辦鄂州、江陵、襄陽、江州駐劄大軍四處，及十九州縣分屯兵”，[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監司軍帥沿革》，南京：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道光二十九年懼盈齋本。]巨額的糧草經由江漢水道輸入鄂州，中轉各地，主管其事的總領所理應設在鄂州城西的大江邊上較為方便。
如前所述，宋時鄂州城已有平湖、漢陽、竹簰三門，武昌門是否城西第四門？筆者以為否。一個基本的依據在於明代武昌府城之西門僅為平湖、漢陽、竹簰，三者的相對方位，據《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江夏縣圖》可見，漢陽門在正西，平湖門在漢陽門以南，竹簰門又在平湖門東南。明代城西三門是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周德興“增拓修築”、武昌城擴建為九門後的情形，九門的基本格局一直維持到清朝後期，其間經曆了“嘉靖十四年都禦史顧璘重修”，“皇清總督祖澤遠增修，雍正六年重修”。[雍正《湖廣通誌》卷一五《城池誌•武昌府武昌府城》。同卷所繪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江夏縣圖》，九門情形清楚可見。]宋代鄂州城的規模不如明清時期，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在城西設置四門。進而一步，將武昌門與黃鶴山、黃鶴樓的關係，對照漢陽門與同山、同樓的關係，不難看到，《輿地紀勝》中的“武昌門”與《入蜀記》中的“漢陽門”基本一致，此二門很可能是一門二名，換言之，明代初年的武昌城西門有三，很可能是沿用的宋代布局。
鄂州城依山傍江，建築城垣，形成一個不規則的圓形。
城內有子城，由原夏口城而來。《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夏口城”條：“子城本名夏口城。……張舜民《南遷錄》雲：鄂城子城，與潤州子城、金城、覆舟山城、武昌吳王城，製作皆一體。皆依山附險，周回不過三二裏。乃知古人築城，欲牢不欲廣也。”宋時期，鄂州子城的城垣已“缺壞”，[《入蜀記》第五，《陸遊集·渭南文集》卷四七，第？？頁。]但名稱一直保留下來，至明代仍有，《大明一統誌》卷五九《湖廣布政司•山川》：“黃鵠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黃鶴山，舊因山為城，即今萬人敵及子城也。”
二、衙署與樓台亭閣
鄂州城位於長江與漢水交匯之處，“地居形要，控接湘川，邊帶漢沔”，[樂史撰，王文楚等整理：《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中國古代地理總誌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2007年版。]“通接雍、梁，實為津要”，[《宋書》卷六六《何尚之傳》，中華書局校點本1974年版，第1737頁。]“曆代常為重鎮”。[《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風俗形勝》。]入宋以後，隨著統治中心的南遷東移，鄂州的地位進一步上升。南宋時期，由於宋金戰爭的需要，鄂州更加重要，州城不僅是鄂州與江夏縣的治所，也成為路級機構所在。紹興年間，荊湖北路轉運司從北宋時的江陵移治鄂州；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在鄂州設立都統製司；不久又增設湖廣總領所。三大機構皆置司於鄂州城內。
鄂州城地形特殊：城西以長江為限，城中山丘連綿。從西麵長江邊向東延伸，依次有黃鵠山（今名蛇山）、鳳凰山、洪山和珞珈山、桂子山、伏虎山、南望山、磨山、喻家山等，形成一條綿延起伏的山脈。黃鵠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黃鶴山”，[《大明一統誌》卷五九《湖廣布政司•山川》。（明）楊士奇《東裏文集》卷三《武昌十景圖詩序•武昌郡》：“起武昌城西，臨江有山屹然而高者，為黃鶴山，郡誌稱黃鵠山”，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1998年版，第39頁。]“俗呼蛇山”。[雍正《湖廣通誌》卷七《山川誌•武昌府•江夏縣》。]兩宋時期，黃鵠山“起東九裏，至縣西北”，橫貫全城，“林間甚美”；[《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黃鵠山”條。]山之最高處有磯，“上則回眺山川，下則激浪崎嶇，是曰黃鵠磯”，[雍正《湖廣通誌》卷七七《古跡誌•武昌府•江夏縣》“夏口城”條。]是一處勝景，著名的黃鶴樓就建在磯頭。[（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誌》卷二八《江南道三•鄂州江夏》：“鄂州州城，本夏口城，……西臨大江，西南角因磯為樓，名黃鶴樓。”中國古代地理總誌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頁。]
城中之山黃鵠山具有控扼全城的優勢，各級官府衙署環布山麓，集中於山的西麓、東麓與南麓。轉運使司“在州之清遠門內，即舊江夏縣及縣丞廳也”；湖廣總領所“置司在武昌門內”；都統製司先“置司於州治”，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移司於城東黃鵠山之麓，即馮文簡公之舊宅也。”[以上皆出自《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監司軍帥沿革》。]基本上都分布在地勢高險的子城之內。
路級衙署之外，江夏縣與鄂州同治，衙署坐落在州治東南子城的一座角樓——焦度樓下。[《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縣沿革》“江夏”條，同書同卷《鄂州•古跡》“焦度樓”條。]
與各級衙署錯落交織的是眾多的樓台亭閣。
山川形勝曆來是官員士夫、文人墨客登臨吟詠的最愛，黃鵠山間建有眾多的樓台亭閣，子城路府（州）衙署一帶尤為集中。
最有名者為黃鶴樓。“在子城西南隅，黃鵠磯山上。”黃鶴樓“因山得名”，“自南朝已著”，最初是用作戰守的瞭望樓，後來引出許多相關的神話傳說，成為曆代文人墨客吟詠抒懷的對象。唐代是黃鶴樓的極盛時期，“觀其聳構巍峨，高標巃嵸，上依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館，四闥霞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煙，亦荊吳形勝之最也。”[（唐）閻伯裏：《黃鶴樓記》。引自：《文苑英華》卷八一○，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66年版。]李白、王維、賈島、白居易等名家都有佳作傳世，崔顥的《黃鶴樓》詩更是千古絕唱。入宋以後，有關黃鶴樓的詩文、碑記仍然不少，並有一幅界畫，至今尚存。畫麵可見，黃鶴樓已成建築群體，主樓周圍有小軒、曲廊、重簷華亭環繞；樓群雄峙在緊連城牆的高地上，俯瞰大江，江麵波濤相逐，船桅聳立。[參見：武漢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武漢市誌•文物誌》“古建築•亭台樓閣”，第42～43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但南宋以後，黃鶴樓“樓已廢，故址亦不複存”。[《入蜀記》第五，？？頁。]
宋代鄂州城為數眾多的樓閣中，聲名最高的是南樓。“南樓，在郡治正南黃鵠山頂，中間嚐改為白雲閣。元祐間知州方澤重建，複舊名。”[《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南樓“製度閎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為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入蜀記》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3頁。]宋代文人在鄂州的登樓詠唱之作更多的是有關南樓而不是黃鶴樓的，其中不乏名人名作，如黃庭堅詩《長句久欲寄遠因循至今書呈公悅》、範成大詩《鄂州南樓》。黃庭堅詩稱：“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高明廣深勢抱合，表裏江山來畫閣…”[黃庭堅著，劉尚榮校點：《黃庭堅詩集注·山穀詩集注》（以下簡作“山穀詩集注”）卷一八《古詩五十首》，中華書局校點本2003年版，第632頁。]將南樓的恢宏氣勢描寫得淋漓盡致。範成大的《鄂州南樓》：“誰將玉笛弄中秋，黃鶴飛來識舊遊。漢樹有情橫北渚，蜀江無語抱南樓。燭天燈火三更市，揺月旌旗萬裏舟。卻笑鱸鄉垂釣手，武昌魚好便淹留。”[範成大：《範石湖集·詩集》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1981年版，第274頁。]儼然一幅江山市井風俗畫。南樓在黃鶴樓之東偏南，二樓之間有湧月堂，湧月樓以北有西爽亭，“下臨岩壁，有唐時及慶曆間磨崖題字”。[《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南樓之西是仙棗亭，傳說中仙人為太宗采摘大棗之處。
黃鶴樓的西邊有石照亭，一名石鏡亭，因“臨崖有石，如鏡，…每為西日所照則炯然發光”而得名。[《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
樓台亭閣多在官衙附近，隸屬於官府。例如：
總領所，“有清景堂[《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清景堂又作“景清堂”，同書同卷：“景清堂，在總領所。”]、正已亭、應軒、憩軒、跨碧、梅閣等處”，有楚觀樓[《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楚觀，在總所，即奇章亭舊址。”同書同卷“奇章亭”條稱：“在州治東南一裏子城上。”奇章亭在北宋時尚是一處佳景，賀鑄《慶湖遺老詩集》卷八《五言絕句》“江夏八詠”之一即詠奇章亭，詩稱：“亭揭奇章榜，斯民孰去思，多慚羊叔子，涕泗峴山碑。”？？本。南宋時亭廢，《入蜀記》卷三：“與統紓同遊頭陀寺，……自方丈西北，躡支徑至絕頂，舊有奇章亭，今已廢，四顧江山井邑，靡有遺者”，第？？頁。]、生春樓[《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即上酒庫也。”]、清美樓、曲水亭、喬木亭。又有北榭，“在設廳後，因山為之，與南樓對”；煙波亭“在設廳後、北榭西，外瞰長江。”總領所東北的楚望，黃鵠山頂的楚觀，“亦隸本所。”[《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楚望”條：“在總領所東北。又黃鵠山頂有楚觀，亦隸本所。”以下有關樓閣的資料，除特別作注的以外，皆出自《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
轉運司“有副使，判官”，設東、西二衙。東衙有一覽亭、跨鵠亭、乖崖亭。[乖崖亭是用來紀念荊湖北路轉運使張詠（自號乖崖）的。《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乖崖亭”條：“在漕東衙之後。李燾設張忠定公像於其上，有文記之。”]轉運司又稱漕司，其所在也就稱為漕園，據陸遊所見，漕園有“依山亭館十餘”，但“不甚葺”。[《入蜀記》第四，《渭南文集》卷四六，第2441頁。]東衙有東圃，“旁有細履亭”，“又有四景亭。”轉運司西衙，有廣永亭，“在西漕衙黃鵠山之絕頂，西近楚觀，下視江漢，故取其義雲”；有春陰亭，“舊名綠陰”；又有凝香亭和皆被稱作“橫舟”的西南二亭。
轉運副使的衙署，有江漢亭，“因古城作亭榭，俯瞰江漢，景物最嘉。”[《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張栻曾為此亭作記。[張栻：《南軒集》卷一八《江漢亭說》，台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有半山亭、靜春台。
屬都統製司的樓閣，有壓雲亭、卷雪樓、卷雨樓及會景樓、賞心樓、楚江樓、清風樓等。
樓閣以外，鄂州城內還辟有若幹園林，如城北的北園，城東的東圃。北園“在總領所”，東圃“在漕使東衙，舊名老圃，延袤百七十丈”，是一處占地規模較大的園林。[《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
城區之外的樓閣，主要有楚樓，“在南草市”；壓江亭，在城西南隅的長堤之外、萬金堤上。城南望澤門外有南湖，“周二十裏，舊名赤欄湖，外與江通”，[《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登高下瞰，湖麵“荷葉彌望，中為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兩旁有水閣極佳，但以賣酒不可往”，[《入蜀記》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3頁。]這些水閣屬於兼有遊覽觀光與商業販賣性質的亭閣。
城外東邊另有東湖，“在城東四裏，湖上有東園，為近城登覽之勝。”[《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
三、祠廟寺觀與書院、軍營
祭祀的最重要內容莫過於祀天地、山川、社稷。鄂州有社稷壇，位於城東偏北處，“始在中軍寨”，“其地褊迫洿下，燎瘞無所”，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度地更置”，“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為四壇”。[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鄂州社稷壇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
其它各種祠廟寺觀不少。城中有開元寺，“在城南一裏”，“本梁邵陵王綸舍宅為寺”，南宋時，開元寺中有唐大曆八年（公元773年）所鑄銅鍾，重達一萬三千斤，並有天寶三載（公元744年）所鑄鐵佛。明清以後，寺名改作鐵佛寺。[雍正《湖廣通誌》卷七八《古跡誌•武昌府江夏縣》“鐵佛寺”條。]城南一裏還有靈竹寺，是傳說中孝子孟宗哭母泣竹之地，紹興間建孟孝感廟。[《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賀鑄《慶湖遺老詩集》卷八《江夏八詠》：“靈竹寺，相傳孟宗故居也。”羅願《鄂州小集》附曹宏齋《鄂州太守存齋羅公願傳》：“淳熙十一年……鄂人繪像靈竹寺，孟宗泣竹處。”《大明一統誌》卷五九《湖廣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廟》：“孟孝感廟，在府城東二裏，祀吳孝子孟宗，宋紹興間建，本朝遷武昌衛前。”孟孝感廟或稱“孟宗廟”，《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祠廟•江夏》：“孟宗廟，在縣東二裏，祀囗孝子孟宗也。宋紹興間建。本朝遷武昌衛堂北。弘治初，知府冒政改建於大東門外白鶴山巔。”]
多數寺廟建在城東門以外，其中最著盛名的兩座，一是頭陀寺，一是洪山寺。
頭陀寺，“在清遠門外黃鵠山上，宋大明五年建，自南齊王中作寺碑，遂為古今名刹”[《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吸引了曆代文人士子吟詠唱和，如李白《江夏贈韋南陵冰》詩稱：“頭陀雲外多僧氣”，[（清）王琦注：《李太白集注》卷一一，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584頁。]黃庭堅《頭陀寺》詩雲：“頭陀全盛時，宮殿梯空級，城中望金碧，雲外僧濈濈”。[《山穀詩集注》卷一八《古詩五十首》，第632頁。]南宋初年，“寺毀於兵火”，[《入蜀記》第四，《渭南文集》卷四六，第2441頁。]“人亡經禪盡，屋破龍象泣”。[《山穀詩集注》卷一八《古詩五十首》，第641頁。]戰爭結束後，“汴僧舜廣，住持三十年，興葺略備”，唐開元六年（公元718年）所建著名的南齊王簡棲碑，仍置“藏殿後”。[《入蜀記》第四，《渭南文集》卷四六，第2441頁。]頭陀寺山頂有磨劍池，寺旁有讀書堂。[《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
洪山寺，在城外東麵的洪山南麓。“洪山，在江夏縣東十裏，舊名東山，唐大觀中改今名。”[嘉慶《重修一統誌》卷二五八《武昌府》，中國古代地理總誌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洪山寺因而又名“東山寺”。該寺由“唐寶曆中善信禪師開山，宋製置使孟珙、都統張順重修。”[雍正《湖廣通誌》卷七八《古跡誌•武昌府•江夏縣》“寶通寺”條。]嶽飛曾長期駐兵鄂州，傳說洪山寺的第一株鬆樹便是嶽飛親手植下的，故得名“嶽鬆”。洪山寺後來屢毀屢建，今日仍存，名“寶通禪寺”。
與洪山寺南北對峙的，有興福寺，“隋文帝建，鹹淳六年，僧人淨聚重修”。[《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寺廟•江夏》。]
崇佛、道之外，宋代鄂州民間建有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寺廟。
如，祭祀各種與民間生活相關的神靈。寧湖寺，在平湖門內，傳說“湖有水怪，唐廣德中建寺鎮之”。[雍正《湖廣通誌》卷七八《古跡誌•武昌府•江夏縣》。]廣惠廟，“在竹簰門外護城磯上，舊名順濟龍王廟，宋淳熙間禱雨靈應，扁今額。”[《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祠廟•江夏》。]宋大憲廟，在城東七裏，祀“火精”宋無忌，“以禳火災”，唐牛僧儒立廟時“本為大夫”廟，五代“避楊行密父諱，改作大憲”。[《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後有毀壞，“宋紹興中知州王信複立，俗雲火星堂。”[《大明一統誌》卷五九《湖廣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廟》。]
最常見的是祭祀水神（江神）。除常見的龍王廟以外，有橫江魯肅廟，在城西南二裏，因“肅嚐為橫江將軍，故廟以為名”；[《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三聖公廟（簡稱“三公廟”，又名“普應廟”[《大明一統誌》卷五九《湖廣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廟》：“普應廟，在府城東五裏，舊雲三公廟，自唐有之，宋始賜今額。”]），在城東五裏，“鄂人中秋日闔郡迎神”，十分虔誠，所迎三神之一即為伏波；[《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三聖公廟，在城東五裏，鄂人中秋日闔郡迎神，莊綽辨疑，則以為蕭丹、赤山神、葛元也。郭祥正詩雲：‘三神鼎峙名何謂，子胥範蠡馬伏波。’是祥正指伏波為馬伏波，而莊綽謂葛仙，亦拜伏波將軍故也。綽以為按唐祠記，而祥正亦必有據。當考。”]江漢神祠，始建於宋淳熙年間（公元1265~1274年），“通判劉靖以江漢在境內，宜為望祀，乃為坎以祭之”，[《大明一統誌》卷五九《湖廣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廟》。《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祠廟•江夏》“江漢神祠”條略同。]初在靈竹寺西，後改祀漢陽門樓上。[雍正《湖廣通誌》卷二五《祀典誌•武昌府江夏縣》。]
另一些祠廟奉祀與當地有關的人物。陸大憲廟，在城西南三裏，祀漢陸賈；[《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大明一統誌》卷五九《湖廣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廟》：“按《漢史》，賈非道死，或因楚產，郡人為立廟爾。”]武安王廟，在頭陀寺，祀關羽；[《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卓刀泉關羽廟，亦祀關羽，在江夏東十裏，“世傳關羽嚐卓刀於此”，遂立廟於泉上。[《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忠義祠，“在府治，北宋建炎間，金騎渡江，郡守李宜嬰城固守，民賴以安。後為賊所虜，遁投僧寺，僧疑而殺之，百姓傷感，為建祠祀焉。太守馬去疾以聞，賜額忠義。”[《大明一統誌》卷五九《湖廣布政使司武昌府•祠廟》。]鄂州城西南有鸚鵡洲，傳說中黃祖在此殺害禰衡，洲上遂有彌衡墓、黃祖墓，[《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後來成為鸚鵡寺。鸚鵡寺南又有岩頭寺，係“唐全太歲禪師駐錫處”，[雍正《湖廣通誌》卷七八《古跡誌•寺觀•武昌府江夏縣》]陸遊乘舟經行此地時，曾遠望鸚鵡洲“有茂林神祠”，[《入蜀記》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4頁。]很可能就是這些祠廟。另外，城東北七裏有大聖奄，應該也是祭祀某類人物的。[《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八迭院”條。]
最值得重視的是南宋前期鄂州民間建造的嶽飛廟。初名忠烈廟，《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忠烈廟，在旌忠坊，州民乾道六年請於朝，嶽飛保護上遊，有功於國，請立廟，詔賜今額。”後稱“忠孝祠”或“嶽武穆祠”，地址也從旌忠坊遷移到小東門外將台驛舊址。《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祠廟•江夏》：“嶽武穆祠，在縣東十裏，即將台驛故址。舊名忠烈廟，在旌忠坊。宋嶽飛保護上遊有功，乾道中建廟於鄂，賜今額。嘉定中，又追封鄂王”。明弘治年間（公元1488～1505年），“巡按禦史王恩以嶽武穆王司廟祀之扁為忠孝祠，知府陳晦立石”。[《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祠廟•江夏》。]“正德十四年，都禦史吳廷舉奏遷驛於小東門外，布政周季鳳、知府沈棟即驛址建為今祠。”旌忠坊的具體位置不詳，明正德“武穆另祀”後，“其祠仍舊”，[《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祠廟•江夏》。]約在今湖北武漢市武昌區司門口一帶，這裏至今還有鄂王府的遺址可考。
明清時遷至東門外的嶽王廟旁邊植有鬆柏，稱“嶽柏”。出於對英雄的崇敬，民間生發出一些有關嶽柏的神話。《湖廣通誌》卷七七《古跡誌•寺觀•武昌府江夏縣》：“嶽柏，在大東門外鄂王廟墀左，圍可三尺，枝幹疏老不繁，人號為獨柏。每值辰戌醜未年，楚士有掇巍科者，柏預吐一奇枝。”
寺觀廟宇多講求清淨、優雅，因而正是讀書的好地方，有的書院和寺院其實就是一體的。如，頭陀寺有讀書堂。[《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古跡》。]洪山東岩寺，“唐大觀中建，又額曰正心書院，鄂國公尉遲讀書處”，這裏環境幽靜，景色宜人，“山後石刻有‘幾處稻梁喧鳥雀，數聲鍾磬起漁樵’句”。[雍正《湖廣通誌》卷七八《古跡誌•武昌府江夏縣》。]南宋慶元年間（公元1195～1200年），“河陽趙淳清老架閣其上，榜曰東岩書院。”[《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寺廟》。]
城中的黃鵠山丘陵起伏，林深葉茂，是立書院、建學校之佳處。黃鵠山東麓有東山書院；[《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學校》“東山書院”條。]山中有學宮；直至南宋末年，仍有文士張君壽與諸生“植屋數間於黃鵠山中學宮之後”，聚眾讀書，因地當“東麵日出，君壽於是榜之曰‘朝陽書堂’”。[劉辰翁：《須溪集》卷二《朝陽書堂記》，台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鄂州州學，“在府治南半裏，宋康定中知州王素徙郡城西”，[《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學校》。]立於黃鵠山前。仁宗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年），開展全國規模的興學/運動，鄂州也“大增學舍”，[《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學校》。]形成一個占地“甚廣”的州學，內有“聰明池”等設施。[《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聰明池”。]由於戰爭的影響，鄂州州學幾度興廢。兩宋之交時曾被“奪為營壘”，好在為時不久，“紹興中，都帥田師中以教官朱棫之請，撤營修學。即而，教授商飛卿請於州重建。”[《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學校》。]重建後的州學比較規整，先後修建了稽古閣、四賢堂等。修建稽古閣的工程由鄂州州學教授許中應主持，許氏“既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櫝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為寶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置其旁”，這項工程“始於紹熙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亡慮三百萬”，得到就學諸生與當地官員的積極支持。[《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八○《鄂州州學稽古閣記》。]四賢堂，“宋嘉定中教授石繼諭建，以祀周、程、朱子”，[《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宮室》。]黃榦為之作《鄂州州學四賢堂記》。[黃榦：《勉齋集》卷二○，台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南宋末年，鄂州州學再次遭受“兵燹”，至元朝“延佑中重建。”[《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學校》。]
江夏縣學，宋朝初年附屬於鄂州州學，但在州學中“別為一齋，名務本”，南宋紹興以後，務本齋也一並“悉附州學”。元朝沿用這種體製，至明朝洪武年間（公元1368~1398年）獨立建學。[《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學校》。]
軍營與州縣儒學本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但在邊事多興的宋朝，二者之間有著較為密切的關係。前述鄂州州學曾“廢為營壘”，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南宋時，鄂州是宋朝抗金的重鎮，屯駐大批軍隊，營寨占地甚廣，僅城東黃鶴山下一區，便達“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七九《鄂州社稷壇記》。]在城東北七裏，有遊奕軍寨。[《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八疊院”條。]北宋時，鄂州東北有一名為白楊夾口的江邊港口，南宋時成為一個具有濃厚軍事色彩的集鎮，當地“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軍人也。”[《入蜀記》第四，《渭南文集》卷四六，第2440頁。]這種情形與鄂州城駐有大量軍隊正可互相應證。
四、民居、街市、港口及其它
由於地形的限製和曆史上沿襲下來的格局，鄂州城的西頭主要是各級官署；沿著黃鵠山、自西向東展開的一線，除了官署，主要有學校、寺廟等文化、宗教類建築；民居、街市等主要分布在城東、城北和城南的一些較為低平的地區；由於人口增長，老城區難以容納，民居與街市向城區以外東、南兩個方向擴展的態勢表現得較為突出；城西的沿江一帶也成為交通、貿易繁盛，船隻、人口密集的地區。
有關宋代鄂州民居的資料有限，迄今可知的是城內有旌忠坊、太平坊，[旌忠坊已如前述，太平坊見鄭獬《鄖溪集》卷二二《朱夫人墓誌銘》：“夫人朱氏，……皇祐辛卯二月，以病卒於鄂州太平坊裏第。”台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具體方位不詳。隨著坊市製的瓦解，這些坊名隻是普通的地名，明清以後，更常見的名稱是“裏”、“巷”。
南宋時，鄂州號稱“今之巨鎮”，[葉適：《葉適集·水心文集》卷九《漢陽軍新修學記》，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1983年版，第141頁。]城內商業繁盛，出現了富商大賈，乾道年間（公元1165~1173年）“鄂州富商武邦寧，啟大肆，貨縑帛，交易豪盛，為一郡之甲。”[洪邁：《夷堅誌》支庚卷五“武女異疾”條，中華書局校點本1981年版，第1174頁。]開設了熱鬧的夜市，號稱“燭天燈火三更市，搖月旌旗萬裏舟”。[範成大：《範石湖集·詩集》卷一九《鄂州南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1981年版，第274頁。]四方商賈雲集，市容相當繁榮，“民居市肆，數裏不絕，其間複有巷陌，往來憧憧如織”。[《入蜀記》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4頁。]鄂州城中人口眾多，到寧宗嘉定以前即達到了十萬戶。薑夔詩稱“武昌十萬家”，[薑夔：《白石道人詩集》卷上《春日書懷四首》，？？本。]戴複古詩說鄂州“江渚麟差十萬家”，[戴複古：《石屏詩集》卷一《鄂州南樓》，清嘉慶道光間臨海宋氏刊本。]雖非確指，但與實際情況相近。漢陽知軍黃榦也說“鄂州人口繁夥，為漢陽三十餘倍”，即約十萬家。[《勉齋集》卷三○《申京湖製置司辨漢陽軍糴米事》。]光宗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二月甲辰，鄂州火，至於乙巳，燔民居八百家，市井樓簾無存者。”[（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九八《物異考四•火災》，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6年版。]人口眾多，建築密集，以至空地難尋，近城之處甚至找不到安葬死者的地方。《夷堅誌》乙集卷九“鄂州遺骸”條稱：“鄂州地狹而人眾，故少葬埋之所，近城隙地，積骸重疊，多輿棺置其上，負土他處以掩之。貧無力者，或稍經時月，瀕於暴露，過者憫惻焉。乾道八年，有以其事言於諸司，於是相率捐庫錢付勝緣寺僧，治具焚瘞。先揭榜衢路，許血肉自陳，為啟壙甃甓，舉而藏之，具書姓字於外。如無主名者，則為歸依佛寶，一切火化，投餘骨於江。其數不可勝計。”
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民居與街市不斷地向城外擴展。
城南望澤門外的“長街”，成為一個重要的居民區。《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南湖，在望澤門外，周二十裏，…外與江通。長堤為限，長街貫其中，四旁居民蟻附。”
長堤與長街相伴，或者長堤即是長街，這種情形，在沿江城市並不罕見。鄂州城麵臨大江，經常受到江水泛濫的威脅，修築江堤是最主要的防災措施。北宋後期，在鄂州城西的平湖門外，修築了一道攔江長堤，明清以後的多種誌書中，屢次提到過這道江堤。《嘉靖湖廣圖經誌書》卷二《武昌府•山川•江夏》“長堤”條：“在平湖門內。《舊誌》雲，政和年間，江水泛溢，漂損城垣，知州陳邦光、縣令李基築堤以障水患，至今賴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三《水利•武昌府•江夏縣》，雍正《湖廣通誌》卷二○《水利誌•武昌府•江夏縣》“花堤”條，《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六《湖廣二•武昌府•江夏縣》，《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職方典》卷一一一八《武昌府部•關梁考》“花堤”條，民國《湖北通誌》卷三九《建置誌十五•堤防一》“各縣古堤”，《續行水金鑒》卷一五三《江水•章牘二》，《續行水金鑒》卷一五五《江水•工程一》等，有關文字略同。]長堤又名“花堤”，今天的武漢市武昌區尚有花堤街，位於長江大橋武昌橋頭南，上起紫陽路，下至彭劉楊路，街名即因地當花堤故址而得。花堤街可以說是今天的武昌現存的最古老街道之一，至今仍是店鋪與民居密集的街道。
南宋時，在鄂州城西南，長堤之外加築了一道外堤，名曰“萬金堤”。[關於該堤的修築時間有兩種不同說法，一說在高宗紹興（公元1131～1161年）間，如《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六《湖廣二•武昌府•江夏縣》“鸚鵡洲”條，引《舊誌》雲：“城西南平湖門內有長堤，外有萬金堤，宋政和、紹興間所築也，至今賴之。”賀次君、施和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三《水利•江夏縣》稱：“堤三：……萬金，在縣西南長堤之，宋紹興中大軍築之，建壓江亭。”清道光十一年敷文閣聚珍版重刊本。一說認為是光宗紹熙年間（公元1190～1194年）的事，如《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萬金堤”條稱：“在城西南隅，長堤之外，紹熙間役大軍築之，仍建壓江亭其上。”《大明一統誌》卷五九《武昌府•山川》“萬金堤”條亦采此說。紹興與紹熙相隔數十年，二說哪一種較為正確？從《輿地紀勝》和《大明一統誌》記載宋朝史實比《讀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諸書較為原始，也往往較為準確來看，似應以紹熙說為是。]該堤在明代仍繼續發揮作用，《方輿紀要》卷七六《湖廣二•武昌府•江夏縣》“鸚鵡洲”條稱：“城西南平湖門內有長堤，外有萬金堤，……至今賴之。”
沿江沿湖的堤防，交通方便、地勢高爽，隨著堤防的增高、加寬以及質量的提高，堤防不僅成為交通要道，甚至是民居所在，沿線聚居了為數眾多的普通民眾。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十月，鄂州城火災，加上“江風暴作”，結果是“燔民居萬餘家”，那些“結廬於堤、泊艦於岸者，焚溺無遺。”[《文獻通考》卷二九八《物異考四•火災》。]
“泊艦於岸”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流動型民居，居民多以水產捕撈為業，以舟船為居所，常年漂泊在江河湖麵。鄂州沿江這樣的民居不在少數，漢陽知軍黃榦就說過，“軍城內外戶口不下三千人家，又有船居四百隻”。[《勉齋集》卷三○《申京湖製置司辨漢陽軍糴米事》。]
鄂州城外江麵寬闊，港口繁忙，既供商船來往停泊，也供戰船出江演練。陸遊初至鄂州時，泊舟於江邊稅務亭，隻見“賈船客舫，不可勝計，禦尾不絕者數裏，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入蜀記》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1頁。]數日後，他在江邊“觀大軍敎習水戰，大艦七百艘，皆長二三十丈，上設城壁樓櫓，旗幟精明，金鼓鞺鞳，破巨浪，往來捷如飛翔，觀者數萬人，實天下之壯觀也。”[《入蜀記》卷三，？？頁。]
城南三裏有南浦，“其源出京首山，西入江，春冬涸歇，秋夏泛漲，商旅往來，皆於浦停泊，以其在郭之南，故曰南浦”，[《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南浦”條。]南宋時“謂之新開港”。[《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
在城西、城南方向與外界交通頻繁的地方，有迎來送往的館舍。城西竹簰門外臨江處有彌節亭，“又有皇華館，在州治東南”，“又南津館，在望澤門外；迎仙館，在城南”；“匹練亭，在城東南五裏何家洲”，“以上皆舍也”。[《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
五、南草市的繁榮
宋代鄂州城的布局上最值得注意的變化，是商業區與相應的居民區發生了空間轉移，從城區以內轉移到城外的南草市。
南草市在城南望澤門外，經廣平橋與望澤門相連，[《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廣平橋”條。]地當今武漢市武昌區西南鯰魚套一帶，東南通湯孫湖、清寧湖、紙房湖，水盛時，由三眼橋、孟家河、東湖壩通梁子湖，達樊口，水上交通十分方便。
最能說明南宋前期南草市之繁榮的典型資料有二種，一是陸遊的《入蜀記》，二是範成大的《吳船錄》，孝宗時陸、範二人先後經過鄂州時分別在城中停留一周左右，對南草市的繁榮有生動的描述。《入蜀記》卷四：鄂州“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裏，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吳船錄》卷下：“至鄂渚，泊鸚鵡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數萬家，廛閈甚盛，列肆如櫛，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蓋川、廣、荊、襄、淮、浙貿遷之會，貨物之至者，無不售，且不問多少，一日可盡。其盛壯如此。”同書同卷：“集南樓，……下臨南市，邑屋鱗差”。《夷堅誌》的記載也值得注意。《誌補》卷二五“李二婆”條稱：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市中大火，自北而南凡五裏，延燒屋廬數千間，雖樓居土庫亦不免”。
根據以上文字及前述有關記載，可以對南宋前、中期的鄂州南草市作如下的複原：
（1）南草市位於鄂州城南門外的鸚鵡洲前，上方是南樓，市街沿長堤向西偏南伸展，延袤達數裏之長，南北向的跨度至少五裏以上。（2）南草市是重要的商貿港口，河運發達，商舶雲集。（3）南市民居稠密，人口密度很大，居民以經商貿易者為主。（4）南草市與鄂州城合起來構成一個大規模的城市，成為長江流域廣大地區的交通與商業中心。
南市商業興盛，人口密集，又因中轉商貿繁榮，露天堆積大量竹木類貨物，易發火災。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十一月辛酉，鄂州南市火，暴風通夕，燔民舍千餘家”；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八月壬辰，鄂州外南市火，燔五百餘家。”[《文獻通考》卷二九八《物異考四•火災》。]在另一場大火中，南市“焚萬室，客舟皆燼，溺死千計”。[周必大：《周益國文忠公集》卷六三《中大夫秘閣修撰賜紫金魚袋趙君善俊神道碑》，道光二十八年瀛塘別墅歐陽棨刊本。]南市聚居人口之多，由此可見一斑。而且，接連幾場大火引起了官府的警惕，知鄂州趙善俊“馳往視事，辟官舍，出倉粟，以待無所於歸之人，弛竹木稅，開古溝，創火巷，以絕後患。”[《周益國文忠公集》卷六三《中大夫秘閣修撰賜紫金魚袋趙君善俊神道碑》。《宋史》卷二四七《趙善俊傳》略同，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1985年版。]這裏的火巷由此開通並得名。
商業之外，其它各行各業、娛樂消遣以及城市病態行業也都興盛。屠者朱四、鄂渚王媼等都在南草市經商營業，其中王氏是“三世以賣飯為業”。[《夷堅誌》甲集卷八，？？頁。]鄂州都統司醫官滑世昌，大約是因為醫術較高，又敢於收受，因而“居於南草市，家貲積萬。”[雍正《湖廣通誌》卷一二○《雜紀》。]南草市建有楚樓等休閑觀光的場所。[《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楚樓”條。]不僅“酒壚樓欄尤壯麗”，[範成大：《吳船錄》卷下，《範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2002年版，第226頁。]娼妓空間也與集市為伍，占有一定的位置和份量。劉過詩稱：“黃鶴山前雨乍過，城南草市樂如何。千金估客倡樓醉，一笛牧童牛背歌。”[劉過撰，楊明點校：《龍洲集》卷四《七言律•喜雨呈吳按察》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1978年版，第27頁。]甚至有“贓敗失官人王訓”，“居於鄂州南草市，賣私酒起家，妻女婢妾皆娼妓，……鄂州人呼訓家為淫窟，又呼為關節塌坊。”[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六《炎興下帙》一百三十六，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頁。]
總地來看，與中國其它城市一樣，宋代鄂州城的平麵布局蘊涵著自然、社會與人文等多重意義，它的形成與演變，受地理環境、政治製度、文化觀念、經濟發展、時局變化等因素的影響，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江漢交匯、倚山麵江的獨特地貌是鄂州城市布局的環境基礎；以行政權力為中心，突出官衙的地位，重視秩序、形勝、陰陽等複雜的製度、思想與理念，對城市布局的形成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兩宋的政治、軍事局勢和經濟的發展，則為鄂州城市的布局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原載韓國《中國史研究》第40輯，200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