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對化學醫學的貢獻
葛洪是瑰晉時期著名的道教學者,同時又是一位披著宗教外衣的煉丹術士和醫藥學家,其《抱樸子·內篇》在科技史上為古化學、醫學、養生學等都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通過他所記載的煉丹配方、煉丹方法及煉丹經典,後人得以很好地研究化學史問題,這是葛洪對中國古代化學的重要貢獻。同時,葛洪的煉丹過程本身就包含著豐富的化學內容,是近代化學的先驅。例如,《全丹》篇記載“黃帝九鼎神丹”第—丹(丹華)的製作說,煉此丹要以天地交,用玄黃、會同戊鹽,鹵鹽、礬石、壯觀、赤石脂、滑石、胡粉等物合成的六—泥封固起來,用火燒二十六天使成,服此丹華七天使能成仙。其中作玄黃用的是鉛和汞,《黃帝九鼎神經經決》載:“玄黃法,取水銀十斤,鉛二十斤,納鐵器中,猛其下火,鉛與水銀吐其精華……以鐵匙接取,名曰玄黃”。因此,所謂玄黃其實就是鉛汞氧化物的混合物;戊鹽和鹵鹽的主要成分都是氯化鈉,鹵鹽還含有少量硫酸鈉和硫酸鎂;礬石為砷黃鐵;牡蠣殼經過鍛燒,其主要成分為碳酸鈣;滑石的主要成分是矽酸鎂;胡粉即鉛粉,由鉛與醋反應製成;赤石脂的主要成分則是三氧化二鐵。從《內篇》的有關記載中可以看出,當時以葛洪為代表的丹鼎派道士已掌握了相當部分的化學知識,包括(1)鉛的有關化學反應知識,例如,《黃白》說:“鉛件白也,而赤之以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為鉛”即鉛氧化可經變成紅色的鉛丹,鉛丹分解又可變成鉛;(2)汞的有關化學反應知識,《金丹》說:“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還成丹砂”,即丹砂加熱變成水銀,水銀與氧氣反應,又生成被道士們認為是丹砂的紅色氧化汞;(3)砷化物的有關化學反應知識。《黃白》中引黃山子的話說:“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所謂二黃一赤,就是指用雄黃、雌黃和銅製造砷合金的反應,因而黃白實際上就是古代的合金化學;(4)各種礦物的溶解反應知識,例如《對俗》中:“三十六石立化為水,消玉為粘,潰金為漿”的記載等。此外,葛洪用雄黃和硝石、鬆脂、油脂共熱以處理雄黃的實驗還是中國發明火藥的開端。油脂即豬大腸,其與鬆脂炭化後可產生相當於火藥配方中的木炭的作用,雄黃為砷的化合物,含硫,這個配方與明代《火龍經》中記載的早期火藥的成分極為相似,在煉製過程中如果溫度掌握不好,就容易發生爆炸,這種經驗的長期積累,最終導致了火藥的發明。
葛洪還是魏晉時期著名的醫學家,論道、煉丹和行醫是他一生中不可分割的大業。葛洪的醫學理論首先是麵向基層百姓的、其所著《玉函方》及《肘後備急方》,具有取材方便,價格便宜、舉證應驗等特點,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為曆代醫家所重視。
由於以長生成仙為其研醫的最高目標,所以他把金丹術常用的金石藥放在特別重要的位置,《仙藥》說:“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人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次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硫黃,次則石粘。次則曾青,次則柏脂……”此外,葛外還記載了大量的有健身益壽作用的草本藥及其采集服用方法,如襖茯苓、地黃、麥門冬、黃蓮、石韋、楮實、構枸杞、天門冬。甘菊、鬆實、桂、桃膠、胡麻、槐子、遠誌、五味子等。這些記載在中國本草醫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至於他用水銀製劑治療水腫、惡瘡,用青篙汁治療瘧疾等,則更是中醫藥學領域的創見。
葛洪在醫學史上的貢獻還在於,其《肘後備方》對許多疾病作了世界上最早的記載,對某些疾病的症狀、體征、發病機理還作了詳細的記錄和分析,如天花病、恙蟲病、以及結核病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葛洪提出的“以毒攻毒”,用含有狂犬病毒的犬腦預防接種,治療狂犬病的方法是世界上免疫療法的先驅。此外,《肘後備方》中記載的用大小竹片為固定夾,治療下頜關節脫法的方法,顯示了葛洪在外科學方麵也有較高的造詣。
除了醫術以外、葛洪對養生學也很有價究,是中國古代著名的養生學家。他認為,維持人的生命的基本要素是氣和血,人生病主要是氣血虧損所致,所以養生要以不傷氣血為本,葛洪提出了一係列不傷不損的養生之道,其中包括:唾不及遠,行不疾步,目不久視、坐不至久,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不欲晚起,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飲酒當風,不欲廣誌遠願等。
葛洪把古代氣功與養生聯係起來,提倡一種安靜虛無。抱一不舍,修煉丹田元氣的養生功法。他還把導引術當作一種行血氣、通關節的有效方法來提倡,並在古代辟穀、服氣等氣功的基礎上演化出了一種新的氣功功法——龜息法,將引導與吞氣結合起來,通過模仿龜的伸頸俯仰動作,配以呼吸吐納,鍛煉身體,具有明顯的效果。這些理論和方法,在古代氣功學和養生學的發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葛洪對後世的影響很大,他死後不久,便上升到了可與張陵、張衡、張魯相提並論的地位。被後世教徒奉為祖師;至今我國的一些名山勝地還保留著紀念他的建築、碑刻等。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曾在《中國科技史》一書中對葛洪及其《抱樸子·內篇》在科學史上的地位給予了高度評價。
葛洪的《抱樸於》給予了中國道教以鮮明的兩重性格,即一方麵追求個人的超俗解世、長生成仙,另一方麵又追求經世濟俗的社會功效。由於葛洪極力調和神仙道教與儒家的倫理名教的關係,把封建統治階級的意誌注入到了神仙道教之中,把神仙道教變成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士族道教,從而為道教的官方化打下了基礎,但另一方麵,由於他的道教理論比較側重於個人的煉丹修行、限製了道教的社會作用的發揮,所以葛洪的神仙道教也標誌了早期道教的終結。
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國吳時,曆任禦史中丞、吏部尚書等要職,封壽縣侯。其父悌,繼續仕吳。吳亡以後,初以故官仕晉,最後遷邵陵太守,卒於官。葛洪為悌之第三子,頗受其父之嬌寵。年十三,其父去世,從此家道中落,乃“饑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疇襲。……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常乏紙,每所寫,反複有字,人尠能讀也。”十六歲開始讀《孝經》《論語》《詩》《易》等儒家經典,尤喜“神仙導養之法”。自稱: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以異聞,則以為喜。雖見毀笑,不以為戚。後從鄭隱學煉丹秘術,頗受器重。謂“弟子五十餘人,唯餘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西晉太安元年(302年),其師鄭隱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樸,攜葛洪移居圖
入室弟子,東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陽。太安二年,張昌、石冰於揚州起義,大都督秘任洪為將兵都尉,由於鎮壓起義軍有功,遷伏波將軍。事平之後,洪即“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但因“正遇上國大亂(指“八王之亂”——引者注),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在此去留兩難之際,恰逢其故友嵇含為廣州刺史,表請他為參軍,並擔任先遣。葛洪以為可藉此避亂於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為其仇人郭勵所殺,於是滯留廣州多年。深感“榮位勢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為矣”。乃絕棄世務,銳意於鬆喬之道,服食養性,修習玄靜。遂師事鮑靚,繼修道術,深得鮑靚器重.建興四年(316年),還歸桑梓。東晉開國,念其舊功,賜爵關內侯,食句容二百邑。鹹和(326年~334年)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谘議參軍。幹寶又薦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皆固辭不就。及聞交趾產丹砂,求為句[2]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廣州,為刺史鄧嶽所留,乃止於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遊閑養,著作不輟。卒於東晉興寧元年(363年),享年81歲。或雲卒於晉康帝建元元年(343年),享年61歲。
在中國傳統意識中,文學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精神影響下,與政治有關的王道治術被放在優先的地位,文章隻是雕蟲小技,微末之道。在道德優先的儒家倫理主義思想影響下,德行為本,文學為末,立德重於立言。在文質關係中,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堅持樸素的本質優先論,文飾不可先於本質。在道學與文學關係中,文以載道是普遍的意識,言以盡意,文以載道,文章隻是工具而已,道學才是目的。這種傳統觀念至今還是一種主導意識,包括許多文人都自覺不自覺的遵守這一原則,致使文學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貶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學價值得不到保證。而葛洪則意識到了這種觀點存在的問題,發出了振聾發聵的一聲呐喊,將這籠罩千載的黑幕劃破了一個裂口,使人們看到了一絲真正的文學的閃光。漢代風氣,重經術而輕文藝,至曹魏之世,此風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學,雅重詩賦,曹丕更著《典論·論文》,從理論上為文學張目,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觀點,開文學的自覺時代之先河。儒家傳統,重視三立,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為經國之大業,是將立言著文與立功建業並重,這對於以詩賦為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來說是一種很大的進步,抬高了文學的地位,但是同文章於事功,對於提高文章自身的藝術價值意義不大,仍有以文學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況他尚未脫儒者之舊習,還是認為立德重於方言。真正意葛稚川移居圖軸
識到文章自身的價值,將之與德行並重,自晉葛洪始。
葛洪認為,文章的風格和作者的才思不同,不能強求一律。五味舛而並甘,眾色乖而皆麗,(《辭義》)就是說色與味不一,而其甘美則無異。他還在《廣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豔,音不同而鹹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更加明確地闡發了這一思想。他承認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藝術風格不同,但其藝術價值無別,所謂春華秋月,各擅勝場,姹紫嫣紅,皆領風騷,即此類也
葛洪在《抱樸子·尚博》中對流行的輕視文學的觀點進行了有力的駁斥。有人認為文章著述不過是騁辭耀藻而已,於事無補,不如德行這樣的不言之教重要,因此聖門四科,德行第一,文學其末,故德行為源,文章為流,德行為本,文章為末,綴文著紙為糟粕餘事,不足為道。葛洪則指出:德行為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以文章為精,以德行為粗,這一主張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葛洪的這一觀點並非故作大言,嘩眾取寵,而是有其根據的。德行雖然也屬於精神範圍,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實踐之中體現出來,因此屬於有事,容易判斷,而且雖然人對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標準方麵相對來說還是容易達成共識的,因此優劣易見。文章盡管在內容上表達的也是現實事物,但在形式上純粹屬於精神領域,相對於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確定性確實更為突出,其體微妙,難於定規,而且由於眾口難調,在審美方麵的主觀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標準更加難於統一,因此很難判定一篇文章的藝術價值到底有多大。這種現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見到,一部作品有人將之捧上天,也有人將其貶入地,往往發表見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時不知去就。葛洪還對德行為本、文章為末的說法進行了批評,他認為文章之於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他還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義,將上天垂象、鷹負八卦、龜背六甲、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與唐堯虞舜之尊稱、文王周公之諡號、孔子所謂鬱鬱乎文哉,吾從周等與聖人有關的人事之文結合起來,說明文與文章的重要性。他認為文之所在,雖賤猶貴,文飾能夠提高事葛洪移居圖
[5]物的價值。這種將文章與天道自然聯係起來的思想至齊梁而大盛,梁簡文帝蕭綱、劉勰等人皆發揚其說,使文的價值被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
“葛公”是後人對東晉著名的道教理論家、醫學家、文學家葛洪的尊稱。葛洪(284-364),字稚川,自號抱樸子,丹陽句容人(今江蘇省句容縣),自幼喜好神仙導養之法、跟葛玄的弟子鄭隱學煉丹術。司馬睿任丞相時,葛為屬官,後任谘議、將軍等職。後又因鎮壓石冰領導的農民起義,賜爵關內侯。南海太守鮑方很看重他,把女兒嫁給他,又把自己的學問也傳授給他。後來他辭官不做,遍遊名山,想通過煉丹得到長壽。據《至德縣誌》記載:“晉朝丹陽人葛洪,嚐煉丹於留山”。因此留山上過去有葛仙廟、觀音閣、清和庵、煉丹池、鹿跡石。有詩曰:“策杖尋幽嚐,聲聞水未鍾,山深黃鳥亂,徑轉白雲封。過澗流泉嶺,穿林峭壁空。老僧忻共語,欖外日高春”。“抱樸人何處,靈山跡儼然。鹿知飛白日,石解煉丹田,掛杖層嚴仄,臨池一徑偏。間看雲去住,無外數峰懸”。“丹陽令尹古神仙,騎鹿朝天事惘然。我欲登雲祈室決,遍地膏澤滿周田”。葛洪在留山煉了一段時間丹,又要到別處尋山煉丹,眾人都極力挽留他,可他還是執意走了,此山因此名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