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的時間，京城反腐行動早已完畢，總共收獲了超過六千萬兩的巨額不明財產，大批獲罪的官員、皇親、貴族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而隨後擴大到全國範圍內的反腐行動，更是收獲了超過十億兩白銀價值的巨額不明財產。這裏麵白銀隻是一部分，一小部分是黃金，大部分是土地、房屋、廠礦之類。超過十億兩白銀的價值，可想而知，這個時代的官員、皇親、貴族貪汙腐敗起來有多麽的恐怖了。
當然，有了官就有了商人。在反腐行動之中，無數的巨商落馬，這些馬無夜草不肥的家夥，可謂把官商勾結的勾當做到了一個極致。
這裏麵，不得不提一下晉商集團。
晉商的發家路不是血淚史，而是漢奸史！兩萬萬漢人的血淚史！假如沒有晉商做漢奸出賣戰略物資，姬慶那個時空滿清未必有能力進關，即便明亡，換個漢人朝廷，想必也不會防備漢人像防賊一樣。滿清幾百年，科技、文化、經濟跟明末比一點進步都沒有。
崇禎初年，小冰河時期帶來災荒已經讓東北的民生徹底崩潰了，後金統治區雖然隻有七十萬人口，但百姓易子而食，米價曾高達八十兩一石，布也要二十兩一匹。曆史上依附後金政權的晉商提供了皇太極全部的火藥、八成的糧食和超過六成的金屬。
通過晉商，後金才可能把劫掠來的財物、古董和金銀購變成糧食，來養活被擄掠來的幾百萬人口。遼東的米價最終降到了一兩四石，人口增加了數倍，糧價卻壓到了最峰時的幾百分之一。晉商八大家在崇禎十五年就窖藏了上千萬的銀兩，還因為這些功績得到了清朝禦賜的皇商地位，造就了此後山西富甲天下二百七十餘年的傳奇。
據《清實錄》載，天命三年(1618)，時有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易者16人，努爾哈赤“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山西商人在關內外的貿易活動，對後金政權在物資上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後金政權對於山西商人也給予禮遇和重視。山西商人對清統治者加強對蒙古地區的統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後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極曾命滿族貴族帶領100名內地漢族商賈，攜帶貨物到歸化城貿易。清兵入關，軍費支出猛增，財政十分困難，對此，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曾建言：“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因此，後金政權對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撫政策。
順治初年，清政府將山西旅蒙富商範永鬥召為內務府皇商，入內務府，賜產張家口，受朝廷委托，往來關內外，歲輸皮幣內府。清在統一全國過程中及曆朝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大都得到過山西商人的財力資助。
康熙中葉，清政府在平定準噶爾部封建主騷亂期間，曾組織一部分漢族商人進行隨軍貿易。他們跟隨清軍，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販運軍糧、軍馬等軍需品，同時與蒙人做生意。這些“旅蒙商”絕大多數是清廷命名為“皇商”的山西商人，還有一部分是直隸(河北)等地的漢族商賈。他們為清軍的軍事行動保證了後勤之需。當然，清政府也給予了這些商人獨占其利的經商特權，使他們大獲其利。清政府與商人這種非常形式的結托關係，自然對清政府的政治和經濟政策的製定有著相當影響。
不僅如此，在滿清文件中，晉商為後金提供的京畿情報，細致到每個關口的守將的姓名、士兵的數量和裝備的細條，甚至還有相當數量的軍情塘報。
商人做到如此程度，國家都賣了，可算是到了一個極致，無恥到了極點。
當然，晉商集團賣國的活動可不是他們自己就能夠做到的，為此，自然拉攏了不少文官勢力、武將集團、皇親貴族團體。這些官員貴胄，雖然沒有直接參與進去，但是他們的行為其實與賣國沒什麽區別了，隻不過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罷了。良心，早就沒了。
對於晉商集團，處置非常的嚴厲。崇禎以前就知道有這麽個賣國的晉商集團，不過當時他動不了就是了。現在有了姬慶的幫助，晉商集團自然成為了崇禎的刀下鬼。抄家滅族，這都是輕的。
對此，姬慶沒有過問，子體文武大臣也沒有從輕發落的建議，實在是因為晉商集團太不是東西了，所作所為天地難容。
又是反腐、又是清算、又是打破大明祖製的各項新製度，反對的聲音自然很多。不過，曾經孤家寡人的崇禎，曾經麵臨亡國的崇禎，現在有了姬慶助力的崇禎，哪裏會在乎這些。大刀闊斧，宣傳做到的情況下，那些還為了一己之私起來反對的所謂文臣勢力，隻會被推平，掃掉。
文官集團賴以成長的根基，科舉製度，也被崇禎廢除了。未來的國家，將會有一個全新的官員選拔製度，人才的培養，不再是原來的私塾，而是不久後會建立的全新教育體係下的各大中小學校。
可以說，至此，崇禎徹底的戰勝了文官集團，了了他多年的心願。這從他與姬慶聯係之時，說到那些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大臣所露出的笑容，就能看的出來他有多麽的得意。
而現在崇禎手下的仙官、神將，則令崇禎極為的滿意。雖然對於崇禎不會跪拜、施禮什麽的，但是在治理國家方麵、處理問題上，崇禎還從來沒見過這麽好的幫手，可以說個個都比以前那些所謂的名臣強的多得多。
崇禎也不得不感歎，不愧是仙人啊。在他眼中，隻有仙人才能做到這些。
清除了腐敗，戰勝了文官集團，掃平了武官集團，海內不說完全生平，但是已經變了樣子，處處洋溢著生機。
大明內部不穩，其實主要還是最底層的百姓們溫飽無法保證，能夠吃飽了喝足了，吃苦耐勞的中國人，哪裏會起來反抗、走入匪途。
姬慶從他那個時空帶了不少優質糧食種子過來，之前在抗日時空的時候，就是這樣做的，到了大明這裏，同樣要如此，他要讓大明的農民們種上高產作物，免受饑餓。
改良的玉米、水稻、小麥，就是三大主打的作物，再配上生態農業科技，未來將會為大明提供足夠的糧食，滿足大明人民所需。至少，現有的耕地，滿足十億人的所需是沒問題的。
當然，農業技術革新之前，土地必須進行再分配。這些措施都是照著抗日時空那裏搬來的，雖然各大地主有著這樣那樣的不滿，但是在國家機器下，一切都形成不了阻礙。
至此，大明近兩億的農民們都獲得了足夠的土地，開始了新生活，美好的未來。
農民人口近兩億？！是不是說錯了？！
沒錯！
姬慶那個時空的資料得到的信息，這個時期有大概兩億人口。
明代中國人口，最後的全國官方統計，為5,165.5459人，時間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實錄卷4）。以上人口數字，當然是不完整。因為人口被大量隱瞞。通常認為，明代人口，實際上僅是官方所掌握的賦稅人口。
很多人口學者（包括海外學者）認為，明代實際人口，大約在1億到2億（高王淩：《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和葛劍雄、曹樹基：《對明代人口總數的新估計》（《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尤其是人口學權威葛劍雄在《中國人口發展史》強調：“萬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應有１.９７億人。萬曆二十八年以後，總人口還可能有緩慢的增長，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億了。”
而有些樂觀的西方學者，則估計在1600年左右，明代人口為2.3億人，甚至還有峰值2.9億的估計，但明顯偏高了。綜合來說，認定明末人口在2億左右，已經成了人口史學界的主流觀點。
與明代人口相比，在官方統計上，滿清最初的全國人口統計，為1,063.3326人（比明光宗泰昌元年減少了4000多萬），時間為清世祖順治八年（清實錄世祖卷61）。
而在滿清控製全國後的清聖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關後第48年），全國人口也隻有1,943.2753人。僅相當於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
誠如很多學者所指出的，清初人口，在雍正朝前，同樣存在嚴重的缺漏現象。學者們對1650年前後的中國人口，同樣做出了估測，但數值差異很大，在4000萬-1億左右。
其中，1億這個最高數字，是何柄棣根據他對1650-1700年的人口增長率估計數字平均推算的。從滿清對人口統計和賦稅製度加以變化後的全麵人口統計看，何柄棣的估計明顯偏高，而且他忽視了一個重要因素：在1650-1670年之間，大陸上的殘酷戰亂和滿清的屠殺，並未停息，換句話說，這個時期的人口增加率，不可能是1650-1700年的平均水平，而應該是大大低於這個水平。
由上述情況分析，在1660年左右（滿清基本控製大陸），中國人口的最高數值，不可能高於5000-8000萬人。與明末公認人口相比，減少約1億2000萬到1億5千萬以上。如果考慮到新增人口，則損失總數更是巨大。
其中固然有大量死於災荒的人口，但由於滿清控製全國，所以因為外遷減少的人口，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在考慮了上述因素的情況下，推定有幾千萬甚至超過1億人口，遭到了滿清的屠殺，是有充分依據的。甚至可以說是極端保守的。
姬慶來到這裏，發射了衛星之後，也確定了這一數字。至少在滿清入關之前，大明還有著兩億多的人口。
而姬慶那個時空滿清控製全國後，人口少了那麽多，戰亂是一方麵，滿清的屠殺就是最主要的因素了。連張獻忠都被掛上了屠夫的惡名，來分薄減丁的罪惡，可想而知滿清到底殺了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