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大會進行了半個多月時間，終於進入了最後一部分議程，對於很多人而言這最後一部分議程是最重要的部分，因為它將誕生自《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之後更莊嚴的《中華民國憲法》。《憲法》草稿是由宋教仁主編，但嚴格的來說，參與起草的人並不多，真正盡心盡力的隻有宋教仁一人，因此可以說這部《憲法》完全是宋教仁一人的手筆。
不過對吳紹霆來說，元首製的確定已經讓他不必再在乎《憲法》審議會議，於是接下來的會議他很少參與，一邊考慮新一屆中央政府的官員名單，一邊暗中策劃對元首製政策的推廣和鞏固。至於《憲法》審議會議，他僅僅策動國會兩院將“總統”稱謂改成“元首”，以及把大總統任期五年更改“元首”任職八年，把大總統隻許連任兩屆改為“元首”可連任三屆。盡管這個做法引起了很多民主人士的猜忌，尤其是在江浙一帶活動的中華國民黨，在消息傳出之後馬上組織反對宣傳，抨擊吳紹霆專政製度和違背《憲法》精神。
可是由新聞部掌控的輿論工具很快進行了連續報道，不僅邀請社會賢達發表支持吳紹霆的文章，連身為中華民國最高法官的徐世昌都親自抓刀解釋。徐世昌以最高法官身份稱。“元首製是國家非常時期所推行非常製度，並非完全代替大總統製”，“等到國家趨於穩定發展，在下一次五年一度的泛代議製國民大會上，必然會修正元首製，恢複到總統製”。
關於元首可以連任三屆，每一任期長達八年之說，不僅徐世昌在報紙上公開解釋，馮國璋、岑春渲等人也都通過各種渠道發表聲明。他們聲稱“既是非常之時期，必當以非常之態度來應對，仿若正在進行的歐洲列強戰爭，戰爭長達數年或數十年，若在此期間頻繁更換國家領袖猶如臨陣換將，是國家成敗之大忌”，“元首僅以設想最長任期，一旦國家渡過危機，元首製自當取消，再者能否連任也要由國民大會選舉方能得知”。
甚至與中國目前保持密切關係的德國、美國等國家，他們的時政記者以及國家政府官員也都支持吳紹霆的元首製，宣傳“非常時期的元首製是中國走出國際困境唯一的出路”，以及“這是新生南京中央政府加強中央集權的象征”。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各大報紙上的主要內容都在圍繞國民大會閉幕與元首製，新聞部把側重點放在“臨時元首製”與“加強中央集權”上麵。很快民間就接受了這樣的說法，不僅僅是他們受到眾多輿論的影響，更多的還是他們對吳紹霆的信任和推崇。
二月十五日，濱口雄幸決定接受吳紹霆的條件，以七百萬美元的價格贖回所有俘虜。當天下午日本公使館派人將三百萬美元現款與價值四百萬美元的白銀送到總統府。吳紹霆將這筆費用直接送到財政部，交給財政部仔細點算，最終在四個鍾點之後簽署移交俘虜的命令。
日本政府對於這次失敗的外交非常失望，日本國內也對吳紹霆的痛恨與日俱增。軍閥們不得不把對中國的擔憂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不斷向內閣施壓，要求盡快籌集更多預算投入軍備擴張，不僅要把之前重建第五師團、第十八師團和新建第十九師團、第二十師團的計劃落實，還要在此基礎上實事更長遠的軍事發展規劃，一定要在八年之內達到與中國同等陸軍兵力數量。
麵對軍閥有理有據的叫囂，日本民主派政客顯得非常勢單力薄，連國民都開始倒向軍閥派，他們又能如何遏製軍閥們的野心呢？再者，他們同樣也很擔心中國帶來的危機影響，在力保國家地位與力保政治地位上，已經很難再做出抉擇了。
從二月十六日開始，中國*與日本外務省開始就移交俘虜事宜磋商具體行動計劃。日本外交部要求中方先用船隻將四萬名日本士兵分批送往旅順安置，再由旅順陸續返回國內或者前往朝鮮。不過中國*強烈反對這種要求，隻準日本租用第三方船隻直接把俘虜分批遣返回國內，否則將無限期延長移交程序。
對於中國流氓似的要求，日本外務省提出強烈抗議，既然日本已經交付了贖金，戰俘如何安置那是日本方麵的事。對此中國*回應，除非這些戰俘可以瞬間轉移離開中國國土，否則隻要在遣返過程中還處於中國領土之上，那就要按照中國的要求來辦。
中日雙方在這個問題上又僵持了兩、三天時間，日方心急這些俘虜的人身安全，以及要盡快把這些軍人編入新的作戰部隊，不得不采取退讓，遵從了中國*的要求。到了二月十九日，日本雇傭英國太古公司的五艘商船，分十二批次將四萬名俘虜運送回本國，前後預計需要十二天的時間才能運輸完畢。
吳紹霆拿到日方的遣回俘虜計劃之後，當即給濰坊軍事基地發了一封電報，命令濰坊軍事基地從今天開始停止給日本戰俘供應食物、醫療等措施，所有日常照應推給日本領事館負責。他知道這些士兵一旦離開了中國，很快又會變成正規軍，到時候中日爆發戰爭，這些人就是敵人，沒必要繼續在敵人身上浪費物資，甚至餓死幾個還算賺了。
日本駐天津領事館很快發現了這件事，他們緊急聯絡了濰坊軍事基地，要求保證俘虜的日常生活供應。濰坊軍事基地隻推說物資不夠，總不能拿中國士兵的口糧去補助日本戰俘吧？前後磋商無果，日本駐天津領事館隻好通過各種渠道籌集資金，延續戰俘的日常生活。不過由於戰俘囚禁在濰坊軍事基地管轄範圍，平民不允許接近這些地方，最終天津領事館隻能把錢交給中國軍方，讓中國軍方來繼續給戰俘提供食物和治療。
濰坊軍事基地與日本領事館商談，在日本戰俘全部離開中國之前，中方會開出日常供應日本戰俘的物資清單，其中包括人力維護費用，要求日方每日現結現付。這份清單當中當然摻入很多水分，既然不能餓死這些戰俘，最起碼也狠狠敲詐一筆。
在最後談定的方案上，日本領事館不得不每天支付五十萬日元。而濰坊軍事基地實際用在日本戰俘身上待遇規格早就大打折扣，每天隻有二十萬日元不到，剩下三十萬直接收納到濰坊軍事基地的財政部之中。
從這一天開始，吳紹霆指示新聞部在國內散播消息，稱經過一個月的外交對話，日方決定賠付兩千八百萬（共和幣）的戰爭賠款，也就是俗稱的軍費賠款。而為了遵循國際道義和解決對戰俘的供給壓力，中方將釋放所有戰俘，但絕不會歸還任何一艘軍艦。同時在這兩千八百萬的賠款當中，南京中央政府會撥出一千萬用於山東半島的重建，以及受難百姓的第二次補償，並承諾這些措施會在一個月之內執行。
新聞部自然領會了吳紹霆的意思，鄒魯與他手下的一群文人在字眼上下了功夫，把贖金營造成戰爭賠款，這可是近代中國第一次向外國索要戰爭賠款。消息在報紙上刊登出來之後，全國上下為之振奮，不過其中也有一些不滿的聲音，不少認為不應該就這麽便宜日本戰俘，寧可把他們全部殺死都比獲得戰爭賠款要劃算。
但是輿論的主體力量仍然偏向於歡呼，之前人們歡呼是認為青島戰爭大獲全勝，而現在人們歡呼則是認定青島戰爭從始至終改變了中國的現狀。至於什麽釋放俘虜不對，報紙上很快也做出了響應的報道，國際慣例是不準虐殺俘虜，同時收押這些俘虜每天都要耗費三十萬的預算，既然不能殺又不能繼續收押下去，最後隻能釋放。
不管怎麽說，老百姓們隻會記得吳紹霆又一次完成了外交勝利，中國正在大步流星的從弱國稱號走向大國道路，而這一切的功勞都要歸算在偉大領袖吳紹霆身上。在吳紹霆的領導之下，中國不僅在戰場上狠狠教訓了小日本，在戰後也狠狠割了小日本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