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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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莫大於此

此時,天涯之南的香港,夜已深,萬裏晴空,懸著冰盤似的一輪圓月,將著海天照得如水銀瀉地,宛如夢幻。

孫中山才抵達香港的他,獨在落腳的某個黨人家園中徘徊步月。

他仰臉看看天穹,昨日接到和尚從東京給他寫的信,說火星退至金宿,入燕雲分野。星圖占驗,數月之內便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清祚不臘。如今清廷的局勢,和尚不說,他也知道。

他搜尋渺茫的天空,卻尋不出和尚所謂的“火退鬼金,則火能爍金;退井木,則火逢木愈熾”的天象來。沉吟良久,孫中山撫膺長歎道:“天道茫茫,凡人豈能知曉?唯心主義的東西,不能太在意。惟修人事以應天道――應人心即順天道啊!此次革命,便是應人心而成此大風潮,清廷焉有不滅之理!”

其實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正在美國北部科羅拉多州進行籌募革命經費的活動,對武昌起義並無預聞。(筆者按:有某個無聊的曆史學家考證,當時負氣離開東京同盟會總部的孫中山在一家華人餐館端盤子,如今卻也不知真偽)。那一天早上,孫中山準備去找個餐館吃早點,路經走廊報攤,順便購買一份報紙攜入餐廳。他坐下一看,一段電訊赫然寫道:

“武昌為革命黨占領。”

開始,孫中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待他再看兩遍,便緊緊抓住那張報紙。頃刻間,他像從濃煙嗆人的黑房,突然到了空氣清新的花園;又像在烏雲籠罩的日子裏,突然看見了和煦的太陽。他隻覺得熱流從大腦一直傳到胸膛、傳遍全身,久經壓製的感情一湧而出,連雙手也有些顫抖了。

孫中山匆匆吃過早餐,立刻回到旅館。一個重要的問題,需要他馬上回答:是馬上回國直接指揮戰鬥,還是先在歐美進行外交活動?孫中山手裏拿著報紙,思緒萬千,心亂如麻,在房間裏踱來踱去,苦苦思索。祖國,久別多年的祖國,像是顆鐵釘碰到塊巨大磁石似的強烈地吸引著他,他想馬上回到祖國,可以親自指揮戰鬥,以快生平之誌。他站在窗前凝立了好一會,又否定了馬上回國的念頭:“不,成立共和國,將會遇到外交、財政方麵的困難。此刻,自己效力革命不應在戰場上,而應該在外交方麵。”孫中山決定暫時還是留在國外,走訪美、英、法三國政府,爭取國際對新政權的支持。

孫中山首先爭取美國政府對中國革命的支持。

孫中山在赴紐約途中,路過聖路易斯,看到報上載有“武昌革命軍為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的文字,從此,他在途中

格外謹慎,避免會見一切報館訪員。可是,他到了芝加哥,又忍不住參加了芝加哥同盟會舉行的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滿懷激情地為中國同盟會芝加哥分會代擬了召開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的布告:

“武昌已於本月19日光複,義聲所播,國人莫不額手相慶,而虜運行將告終。本會謹擇於24日開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仰各界僑胞屆期踴躍齊臨慶祝,以壯聲威,有厚望焉!”

10月20日,孫中山在同盟會會員朱卓文的陪同下,乘車前往華盛頓,寫信給美國國務卿諾克斯,請求秘密會晤,希望得到美國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和物質援助,或者是堅持中立。諾克斯沒有接見他。

在紐約,他對華僑演講共和政治,向美國朝野人士介紹中國革命宗旨,大談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筆者按:(一九○六年秋冬間)這個文件為孫中山與黃興、章太炎等在日本所製訂,當時未包括文中所列《招軍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條件》兩篇。這裏收錄的是一九○八年河口起義後孫中山與胡漢民、汪精衛三人在星加坡增訂的版本。具體製訂時間不詳,今從一般記載。),希望博得他們的同情。

方略中的對外宣言

中華國民軍奉命驅除異族專製政府,建立民國;同時對於友邦各國益敦睦誼,以期維持世界之平和,增進人類之福祉。所有國民軍對外之行動,宣言如下:一、所有中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二、償款外債照舊擔認,仍由各省洋關如數攤還。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四、保護外國居留軍政府占領之域內人民財產。五、所有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各國權利及與各國所借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宣言之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六、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國民軍政府者,概以敵視。七、外人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可為戰爭用之物品者,一概搜獲沒收。

不過洋人對孫先生拋過來的媚眼不感興趣。

於是,孫中山又轉到紐約,秘密會見了日本駐紐約總領事小野幸吉的代表鶴岡永太郎,表示願以公開身份訪問日本,後得到回答說,如果他肯改名,登陸或停留都可以。日本政府實際上拒絕了孫中山公開訪日的要求。孫中山再一次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同意他不更改姓名而登陸,對中國革命示以同情的態度,他就改變原定經歐洲、印度洋返國的計劃,而經日本回國,這樣既可鼓舞革命軍的士氣,又可消除外界認為日本政府暗中庇護北京政府的疑慮,對雙方都有利。日本政府對孫中山的這些話沒有反應。

美國一些報紙對孫中山及其領導的革命采取敵視態度。《紐約時報》連續發表社論說:“孫中山的募捐工作不會成功”;“隻有袁世凱是唯一能將和平與秩序給予中國的人。”

孫中山沒有失去信心,他在紐約致倫敦的美國友人鹹馬裏的電報說:“黎元洪的宣言是難以解釋的,突然成功可能助長其野心,但他缺乏將才,無法久持。各地組織情況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領導。如得財力支持,我絕對能控製局勢。在我們到達之前,不可能組成強有力的政府,因此貸款是必需的。”

為此,孫先生擬由黃興領導湖北革命軍對清作戰,由胡漢民、朱執信諸人相機爭取廣東反正,並致電兩廣總督張鳴歧,敦促他率領所部歸降。但是孫先生隊黃興的寄托,以黃興孝感之戰敗而破產。

兩天後,孫中山由紐約抵達倫敦。

11月11日,孫中山抵達倫敦。他在同英國記者談話時說:“倘國人召彼前往組織中,央政府,以總理一席屬之,彼必樂為效力。”

在倫敦居留期間,他又通過成馬裏介紹,與四國銀行團主任商談停止貸款給清廷的事。

孫中山去英國進行外交活動的目的,主要是想取得英國政府對中國革命的諒解和支持。

在此期間,英國馬克沁機槍廠廠主達耳生看到孫中山將來有可能當選為大總統,盼他訂購武器與軍火,願意從中代孫中山同英國政府聯係。孫中山便托達耳生向英國政府要求三件事:“一、止絕清廷一切借款;二、製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國。”

他還向英國外交部提出了一份由他本人與鹹馬裏簽署的備忘錄,表示*人希望與英、美結盟。

達耳生代表孫中山會見英國內閣外相格雷,孫中山所求三事皆得英國政府允許。但是,英國政府也向孫中山表明:“所有外國人以及反滿的團體都可能給予袁世凱以總統的職位,――假如他能夠驅逐滿清並讚成共和。”也就是說,英國政府既反對滿清,也反對革命黨掌權,隻給袁世凱以支持。

孫中山清楚地知道,英國政府對中國的態度,將對其他國家產生重要影響,因此,他把對英國外交的成敗,看成是“可以舉足輕重為我成敗存亡所係者”。現在英國外相既然公開向他聲明支持袁世凱做大總統,他就不得不放棄總理一席,而支持袁世凱了。

孫中山又要求四國銀行團貸款給中國革命政府。四國銀行團也隻是表示:“我們政府既然答允先生的要求,停止借款清廷,此後銀行團借款與中國則隻有與新政府交涉了。這樣,必然要待先生回到中國,成立正式政府之後,方能開始議論貸款的事。本團現在打算派某行長與先生同行歸國。正式政府成立之後,就近與他磋商便可以了。”

對此,孫中山又能再說些什麽呢?他隻得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11月中旬,孫中山公開發表政見。他對倫敦《濱海雜誌》記者說:“不論我將成為全中國名義上的元首,還是與別人或那個袁世凱合作,對我都無關緊要。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啟蒙和進步的浪潮業已成為不可阻擋的。中國,由於它的人民性格勤勞和馴良,是全世界最適宜建立共和政體的國家。在短期間內,它將臍身於世界上文明和愛好自由國家的行列。”

孫中山在老師康德黎家中得到中國成立臨時政府,黎元洪為元帥,黃興為副元帥的消息,便於11月16日發電報給上海的《民立報》說:“今聞已有上海議會之組織,欣慰。總統自當推定黎君。聞黎有擁袁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宜推定,但求早鞏固國基。滿清時代,權勢利祿之爭,我人必久厭薄。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為競點,為新中國開一新局麵。至於政權,皆以服務視之為要領。文臨行叩發。”現在看來,孫中山的政見不無商榷之處,但這些確實是孫中山當時的心裏話。

孫中山於11月21日由倫敦到巴黎,在巴黎又進行了緊張的外交活動。他會見了法國參議院議員、外交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成員克烈孟梭。並在法國《世紀報》記者阿爾貝·梅崩、阿爾貝·米約陪同下,去法國眾議院,會見議員阿爾弗雷得·馬賽、呂西安·於貝安爾等人,向他們提出法國是否願意承認中華民國的問題。孫中山還會見了《巴黎星期報》、《巴黎日報》等報的記者,以中國革命領導者的身份,就建國任務和對外關係問題發表談話,爭取外國的同情和支持。

孫中山在英國和法國,都進行了籌款或借款活動,但都落了空。

孫中山在巴黎同一些旅法的同盟會員胡秉柯、張翼樞等人會晤。他要胡秉柯代表他訪問法國外交部。胡秉何在孫中山離開巴黎經馬賽回國的那一天,訪問了外交部,詢問其對中國革命的態度。孫中山後來任命張翼樞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駐法國的全權代表。這時,胡秉柯已返回中國。正當孫中山在國外進行一係列外交活動時,國內革命形勢有了飛躍發展,同時也出現了複雜的情況。一方麵,隨著宣布獨立,響應起義的地區越來越多,光複各省都督府準備舉行代表會議商討組織民國臨時政府,在醞釀過程中發生了爭權奪利的現象,另一方麵,清政府組成了新內閣,在向南方用兵的同時作出和談的試探,南方的立憲派和舊官僚則極力從革命內部攫取權力,並與清政府新內閣暗中勾結。

在這曆史轉變的重要關頭,孫中山在接到國內一再敦促他速回的電報後,便匆匆離開法國巴黎從馬賽港乘船,他不得不“不名一錢”地回國。

孫中山從馬賽乘船經檳榔嶼、新加坡等地,於1911年12月21日到達香港。胡漢民、廖仲愷等乘兵艦到香港迎接……

一陣喧嘩,突然打斷孫中山對月作偉人狀的無限遐思。

胡漢民、廖仲愷,還有吳敬恒、馬君武、張繼、宮崎滔天、池亨吉、成馬裏諸人爭爭吵吵的,一下子都湧進這個園子裏。他們就這樣一邊走一邊就國內形勢、應采取的方針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個個爭吵的興奮異常,麵紅耳赤。

孫中山莞爾一笑,也興致勃勃的聽著他們的爭論。

胡漢民對於當時的革命形勢自有一套看法,處於地域觀念,還有當前的局勢,主張孫中山先生不要北上,留粵主持一切。他的理由是:“當前的革命形勢,清朝政府已人心盡去,所依賴的不過袁世凱的數萬兵力;袁世凱實叵測,持兩端,不可信。加上他還有北洋係的四鎮兵力,這四鎮兵力無疑的乃是當前最富戰鬥力的部隊,這種勢力如未掃除,革命則無一種威力以鞏固政權,這樣,破壞、建設更談不上。先生一到滬、寧,眾望所歸,必被推戴,幕府當在南京,必被推戴為大總統,但無兵可用,而且號令難行,一定受製於袁,對革命事業將無所作為,何以直搗黃龍?且以選舉克強任事,命令還未易實行,元首且同虛設。不如留在廣東整理粵中各軍,很快便可得精兵數萬,再行北伐,才有勝算。估計盡北洋數鎮兵力,所以袁的勢力至多可以達到武漢,甚至湖南,而廣東對北洋軍來說,因為距離較遠,鞭長莫及,自可埋首建立一支反袁的革命部隊。何況李瘋子在<人民日報>沸沸揚揚的宣傳,即使隻有三分真實,也是袁世凱一大麻煩……隻要袁世凱兩三個月內,不能摧破東南。這時候,我們就有辦法,以實力肅清強敵,才真正形成南北統一的局勢。與赴滬、寧相比較,事情正好相反,若騖虛名,將來一定後悔。最近福建、廣西、貴州意見,認為寧、鄂正處前線,有暫推廣東作為首都的議論,我們正謙讓不已。先生回來了,正可以控製這種局勢。”

胡漢民的意見其實就是早年孫中山的“邊角革命”路線,可是如今的孫中山先生卻更有卓見。

孫先生搖搖頭,大聲說道:“現在的

大患即在無政府,如果能夠創建政府,則清朝政府必然傾覆;即使袁世凱也未必能

夠支持。以形勢論,滬寧在前方,四方同誌正引領屬望,至廣州其謂我何?如果我們不能登高一呼,身入虎穴,不以身當其衝,而退就粵中以修戰備,此為避難就易,那麽人民所仰望於革命誌士的是什麽呢?我恃人心,敵恃兵力,既如所雲,何故不善用所長,而用我所短?鄂即稍萌歧趨,寧複有內部之糾紛,以之委敵,所謂趙舉而秦強,形勢益失,我然後舉兵以圖恢複,豈雲得計?朱明未局,正坐東南不守,而粵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轍?革命軍驟起,有不可向邇之勢,列強倉猝,無以為計,故隻得守其向來局外中立之慣例,不事幹涉。然若我方形勢頓挫,則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齊文之於太平天國,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慮?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製之滿洲,則賢於用兵十萬。縱其欲繼滿洲以為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我若不至滬寧,則此一切對內對外大計主持,決非他人所能任。漢民宜從我既行。”

對於武昌起義的成功,起先孫中山也大不以為然――長江流域從未入他的法眼。因為,他早先很崇拜洪秀全,走的是“邊角革命”那條路――即從廣東、廣西開幹,想趁當地清廷力量弱的機會,切開一塊“富而通”的廣東先占著,再下“勇而悍”的湖南,而後江西、湖北,走當年“太平天國”的道路。

如今,孫中山來了一個一百八適度的轉彎。看著黃興和宋教仁撇開他在上海搞的這個中部同盟會一舉幹出“十次革命”也無法完成的壯舉,而且黃興也多次拍電請他赴滬,他已經心急火撩。

孫中山對成立中,央政府滿懷信心。他說:“現在各國政府士夫,均望文速歸,組織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財政、外交皆有頭緒。此外問題,亦因之迎刃而解。當今政策,莫大於此。”

胡漢民、廖仲愷都被孫中山先生偉大抱負和開誠胸襟所感動,胡漢民放棄自己的主張,委陳炯明代理廣東都督,請廖仲愷返回廣東布置一切,願追隨隨孫中山同船赴滬。這時願意追隨孫先生同赴上海的還有吳敬恒、馬君武、張繼,還有東西洋人宮崎滔天、池亨吉、成馬裏諸人。

(光景:撲街打滾要紅票、要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