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送走狀元公張謇，宋教仁又來訪。自從在內閣製與總統製之爭，受到內外打擊之後，在大總統府就很少見到他了。
李想站在台階上，笑道：“稀客啊。”
宋教仁皺了一下眉頭，說道：“我無事不登三寶殿。遇到大麻煩了，外交上的。”
“走，進去慢慢說。”李想笑道，拉著宋教仁進廳堂裏。“大總統不是說，外交上的事物他親自署理？關於外交，你來找我，我也幫不上忙。”
李想的眼珠子地溜溜的轉著，孫中山和盛宣懷用漢冶萍抵押給日本借款的事情被其他別有用心的人早他一步桶出來了？
宋教仁聽他如此說，忙道：“這些日子，不知道大總統和克強在忙什麽？這件事情，我是來聽聽你的意見。”
“說吧，我盡力。”
“英國汽船墨斯培利克號不服從中國方麵的檢疫規則，獨自進行了檢查就進入吳淞港，為此伍廷芳向英國駐上海公使提出了抗議。英國主張為保護在華英國人的生命財產要依據英國的法律實施所謂的治外法權。”
李想冷笑道：“中國即便是擊沉了英國船也是正當的。”
宋教仁跌腳道：“這就是你的意見，對英國開戰？”
李想是漫不經心一邊抽煙，一邊說道：“都民國了，還不廢止治外法權，這這共和國與滿廷又有什麽區別？怕什麽，我們團結一心，還怕幹不過洋鬼子？！”
宋教仁聽了心中暗暗叫苦，搖頭道：“團結一心？現在南北割據，中國已經分裂，還有什麽團結？”
李想冷笑道：“經過這次事件，咱們好好宣傳一下，國民中要求廢止治外法權的呼聲高漲起來，民心不就團結起來了？我們對洋鬼子的退縮，隻能助漲洋鬼子的氣焰，打擊民族的凝聚和信心，退讓，永遠不可能使民心團結起來的。”
話愈說愈擰，李想臉色又陰沉下來。說實在的，他要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意圖，已經很明顯，民國政府卻沒有這個膽量支持他。他原來打腹稿僅僅就是先將稅權進行修改交涉。他早就想向民國政府提出以恢複關稅自主權為目的進行修改條約交涉的建議，他認為這一交涉應在法權的交涉之前。由於洋人把持中國海關，中國關稅收入較少，因此有必要保護關稅，抑製輸入以振興本國的產業。誰知，就轉到治外發權這一極重要的不平等條約上來，一發而不可收拾。當下心裏挺得意，至於後果倒也沒多想。
宋教仁恨恨地道：“南京的《告友邦書》，是鑒於南京政府自身力量的弱小，新成立的臨時政府不得已承認了滿廷締結的不平等條約，以換得歐美列強對新政府的承認。大總統在多次談話中也表明了要進行條約改正的意向。如其中就提到滿廷至今所締結之條約之中，有諸多弊害，其利害得失在公議之上，必須改正。另，與外國交際，宜以萬國公法從事的內容。這表明新政府早已意識到滿廷締結的不平等條約的危害性，認為修約是必然之事，同時表明要基於國際公法與西方列強打交道。所以我們都主張當前暫停修改條約，將修改期限延長3年乃至5年，以待國力的增強。”
李想回過神來，弱國無外交。國力強大才是修約的前提和基礎，要取得修約外交的勝利，必須把整頓內務作為當務之急。中國必須大力推行殖產興業政策，同時改革政治製度、社會習俗、教育文化以及法律製度，為修約提供了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基礎。
不過想起當前國際局勢，李想笑笑，說道：“看過《東周列國誌》嗎？普魯士崛起歐西，這讓老牌的英法列強非常恐懼，中國正是積蓄國力等待崛起的時候。正是列強無力東顧的時候，我們更要修改不平等條約！”
宋教仁被說動了，神色莊重地說道：“或許可以像日本一樣，先交涉稅權問題。”
“不！”李想反對道：“南京政府必須把修改條約交涉作為其最主要的外交問題全力以赴，其方針是不能僅僅隻是以恢複稅權為重點，而要將法權和稅權問題同時提出來，廢除治外法權、收複稅權，使中國逐漸擁有與歐美各大國同等的地位。”
李想首先談的是關稅問題：“改約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防備嚴重的海關金錢流失。自小弟興辦新華集團之初，就已開始考察中國的關稅狀況。發現，中國海關輸出浮於輸入，每年高達千萬。以漢口商務在光緒三十一二年間，其茂盛較之京滬猶駕而上之，那幾年，僅鴉片一項，每年流失就高達一千萬。如果對如此巨大的金錢流失還不采取防範措施，日積月累，上下空虛，可以預見數十年後，後果不堪設想，比於割地輸幣，尤為不堪。”
李想可悲的發現，中國關稅問題的症結在於關稅主權問題和稅率這些基本常識問題，偏偏這個時代的人對這些基本常識很朦朧。就關稅的主權問題而言，西方各國的關稅完全自主，哪有被別人指手畫腳的道理。
“海關稅則輕重皆由己定，布告各國，俾令遵行而已。未有與他國協議而後定者。”李想道：“歐西各國以商為重，全國上下所皇皇然朝思而夕行者，惟懼金錢之流出於外。我國之產廣輸於人國，於是且減輕出口之稅，使之本輕而得利。人國之產勿入於我國，於是不必需之物禁之絕之，其必需者移植而種之，效法而製之，且重征進口之稅，使物價翔貴，他人無所牟利。故收稅之權必由自主，得以時其盈虛而增減，之所以富國。而中國的收稅之權則毫無自主，必與西人議而後能行……而就海關稅則的標準而言，東西方相差也非常懸殊，西方各國的進口稅一般是值百抽三十，甚至有高達五十、七十的。而中國的進口稅隻有值百抽五而已，此為天下至輕之稅。然而，外國商人還不滿足，又想內地通行一概免厘，議納子口半稅，又欲議減稅，議減厘，貪得之心，有加無已。”
這正是李想所以議加稅悉由自主的原因。這種特殊的關稅製度具有重大的危害性，由於關稅不能自主，中國的海關金錢嚴重流失。金錢流失已經使清末民初的中國上下窮困，舉國囂然，弊端已見。日積月累，後果將不堪設想。滿清的外交問題中創痛最為深重的莫過於“輸幣”和“割地”兩大事，而當時中國海關的金錢流失之危害，遠遠大於此。李想分析道：“今金錢流出之數，比之歲幣不止十倍。而割地予人，猶人之一身去其一指，其他尚可自保。若金銀流出，則如精血日吸日盡，羸弱枯瘠，殆不可救藥矣。英國、法國、美國、德國，尚無利我土地之心，隻有日取吾財，故金錢流失問題，無形隱患，關係甚大。”
自條約製度在中國確立以後，在關稅問題上，國人一般隻關注關稅收入的多少，對於海關的輸出與輸入的狀況並不留意。對於這種隻問稅之興衰，不問輸出入之何若的現狀，作為一個穿越人士的李想感慨萬千。他指出：“稅之多寡，於國關係不重，惟輸出之金銀多於輸入，則民生窘而國計危矣。財為生命之源，拱手而致之他人，民貧而亂作。”
李想暗指的是昨日之太平天國，今日之辛亥革命，還有埋藏在明日之新民主革命。
民窘國危局麵的根源在於稅則由他人商定。如果稅則自主，重課進口貨，金錢輸出不多，就不至於有這種窘境。他再一次強調：“‘稅則自定之’一語，一乃全國安危之所係，不可以不謹。”
在李想看來，稅則自主是前提，加稅是手段，目的是防止海關金錢流失這一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從而把關稅問題從純粹的經濟問題上升到國家主權的高度。
“與關稅問題同樣重要且具有危害性的另一個條款是治外法權，其為天下極不均平之政。管外國流寓之人是亞洲獨有的現象，具有明顯的侵權性，在西方被稱作治外法權。”為此，李想解釋說：“治外法權，謂所治之地外而有行法之權。治外法權在條約中雖然體現出持平原則，但事實上並不公平，因為刑法有彼輕此重之分，禁令有彼無此有之異，利益遂有彼得此失之殊。治外法權的侵權性還波及本國人的管理。某些不法國人依仗外國勢力冒禁貪利，但由於條約中有商民歸領事管轄的條文，西方領事進而把租界當作共治之地。本國人互訟的案件，領事亦出坐堂皇參議。政府一有禁令，租界便成為逋逃主萃淵藪。這已是法外用法，權外縱權，我條約之所未聞，彼外部之所未悉。”
宋教仁不禁怔了，皺眉道：“中國與西方各國締結的條約皆威迫勢劫而後成議，其取我財賄，傷我利權，是時候該修約了。但是放在漢口能成的事情，放在全國未必準。主持改約交涉的事情還是分步走的好，第一步，中心問題還是修改條約草案，然後南京政府將修改條約草案送達駐華各國公使。”
宋教仁讚成改約的動因有兩點，一是外交上其利弊而不甘心受侮，二是海關金錢流失的嚴重局麵。
李想正色道：“這才像話。你說說看這個草案怎麽擬。”
這是宋教仁的專業，李想當然要問他。
宋教仁幹笑一聲道：“新的條約草案出台之後，外交部致信各國駐華公使，附寄修改條約草案，希望各國公使將草案分別轉送本國政府，並望各國政府派遣全權代表盡快進行談判，在草案的基礎上早日締結新的條約，但不包括日本和俄國駐華公使。”
李想點點頭，修約直接會影響日俄與中國的關係，中國改約，與西方各國谘商，但對臨近的日俄絕不關照，這是正確的做法。兵法上說，就是遠交近攻。
宋教仁繼續說道：“新擬約稿其議改之意，在管理寓商及通商稅則各事，其稿必須極詳細，亦極公平，大略係西洋各國通行之章程。若各國通商均照此行，固無損也。”又說，“送給駐華各國公使的修改條約草案，包括修好條約及附錄照會草案，和通商航海條約草案及附錄，附錄包括輸入稅目、輸入稅率草案、噸稅規則、橫濱港則等。其要點大致區分為財務和審判兩大部分，即稅權和法權兩大問題。具體著眼於先恢複部分法權與稅權。就法權而言，使港則、槍獵規則、檢疫規則等行政規則適用於外國人，整頓法律和審判組織使其歸中國所有。就稅權而言，廢除協定稅率，限定數十種重要輸入商品，協定其關稅率。”
李想聽得很留神，對宋教仁的分步計劃，他原來是有些多心的，此時不禁點頭稱善：“介紹雖然不是非常具體，但反映了改約草案的精神，這個草案無疑可以奠定中國改約交涉的基本方針。”
“隻是……改約交涉的對象是歐美各國，試圖修改的是歐美各國以武力為後盾所強加的不平等條約製度。”宋教仁冷然說道。
李想對改約的前景一直持樂觀的態度，他笑道：“有全國上下合力一心，加上依照西方慣例不會因為稅務問題而引發戰爭，更何況還是這個非常時期，各國最終礙難盡拒，不能不分別酌改。”
這是他在收複漢口租界的經驗之談。不平等條約條款中危害巨大且具有隱蔽性的，是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兩大條款。李想又感歎道：“我亞洲各國，以前均未悉此種情形，故受損實多。”
宋教仁沒有立即回答，隻半閉了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良久方歎道：“早該想到的，或許真是如此！”
宋教仁此時神采奕奕，因為內閣之爭倍受打擊的心又活躍起來，像是重新找到奮鬥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