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書評區答“我意即神意”的書評。）
“嚴刑峻法，苛責勞役”用這句話來評價秦始皇的法家治國思想我認為是不妥當的，法不是暴，秦也不是暴秦，若秦是暴秦，他如何能從一偏隅小國統一偌大的中國？難道就因為他暴，所以他就統一了？這是說不通的。關於秦朝滅亡，我認同《大秦帝國》作者孫皓暉的話：“秦的滅亡，是因為秦始皇沒有把商鞅確立的戰時法律製度，轉型為和平時期法律製度。法家曆來有‘法、術、勢’三個流派，商鞅遵循的是‘法治’，到秦始皇這裏，他個人的強大威望和戰時法律製度一結合，就變成了‘勢治’。一旦這個權勢人物死去，帝國也就坍塌。”
我們可以做一個假設，如果秦始皇在晚年也像漢武帝一樣，與民休息，秦國會如何？若是秦始皇之後是扶蘇繼位而不是胡亥，又會如何？如果不是趙高那廝....雖然這些假設現在看起來沒有意義，但這起碼可以說明，秦的滅亡，不是法家治國的必然。法家治國，也不是不懂得養民休國。
神意兄認為西漢武帝之強盛，是因為他奉行外儒內法，我不敢苟同。
首先，我覺得我們應該弄明白，西漢武帝時期他強，究竟強在那裏？
一般衡量一個國家之強，我竊以為有幾個標準。一者，在於百姓。百姓的人數是不是足夠多？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水深火熱不堪折磨？二者，在於吏治。政治是否清明，國家是否昏暗。三者，在於對外關係。國家是否獨立，對外戰爭是否能勝，不用受外族壓迫侵擾？四者，在於經濟。經濟是否繁榮？五者，在於文化。至於其他，則是其次。
那麽我們看西漢武帝時期。百姓人丁多，糧倉豐腴，不在於武帝之功，而在於文景之治，這與劉徹關係不大，自然也就扯不到儒家的關係上，那是黃老之術的功勞。武帝萬年的輪胎罪己詔，若說儒家，不如說黃老之學的成分更重些。因為與民休息就是黃老之學的題中之義。吏治，看吏治看百姓生活的怎樣即可。可見在武帝繼位前，西漢吏治就不差，當然，武帝上台後，也有不錯的舉措，但是這與儒家思想無關，更多的是法治的功勞，酷吏郅都這些人行的可不是儒家思想。對外關係，武帝一朝最突出的功績就是對外武功了。漠南無王庭，開疆擴土，百越之地等等。但也就這些了，漠北決戰之後也即後來霍去病死後，劉徹打匈奴打得並不如意。這個，與儒家明顯無關。經濟就更不用說了，儒家重農抑商，而發家重農猶在儒家之上，也不歧視商人。文化，董仲舒那廝搞獨尊儒術這一招，對文化繁榮可是沒多大好處的。商君可沒跟嬴渠梁說過這個毒招。另外，所謂焚書坑儒坑的也隻是方士，這個很多人多有誤解。
所以說到底，西漢之強，跟儒家沒幾毛錢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