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前期，歐洲各國資本主義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英國，還率先出現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歐洲市場已經不能滿足於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英國亟須在世界其他地區推銷產品，向亞洲各國進行殖民擴張成為英國進行市場占領的先決條件。英國希望能夠打通並掌控由歐洲到南亞的商路，黑海、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是維係其商路安全的戰略區域，英國必須采取措施保障它的安全。而這時的俄國，政治上依然是一個封建軍事帝國，依然實行封建農奴製的黑暗統治，但由於俄國仿效歐洲，較早拉開了近代工業的序幕，俄國的近代工業還是畸形的有所發展。為了實現雄心勃勃的俄羅斯大帝國的領土擴張需要，也同樣為了原料和可能的廣闊市場，從彼得大帝起，沙皇俄國就野心勃勃的製定了侵略擴張和爭霸世界的方針。其中，南下把觸角伸向波斯灣暖水海域，並控製通往印度與中國的道路，是其重要目標。而要達到這個目標，侵略和控製伊朗，征服中亞，是俄國實現其國策的必經之路。基於此，在整個19世紀，英國和俄國在從土耳其到阿富汗展開了反複的戰略爭奪，對於整個中亞地區形勢以及對於伊朗未來的發展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英俄在中亞和西亞的爭奪以及伊朗的反應
(一)英國的中亞策略和第一次俄伊戰爭
1776年，俄軍在高北加索北部地區修建了許多碉堡和工事，準備向波斯發動侵略戰爭，首要目標是仍然隸屬於波斯的格魯吉亞。沙皇亞曆山大一世(1801—1825)於1802年9月12日頒發詔令，公開宣稱格魯吉亞是俄國的領土。崇信伊斯蘭教的伊朗各族民眾，對於西方列強特別是虎視眈眈的近鄰俄國一向敵意很深，俄國吞並格魯吉亞事件，使俄伊之間的仇恨加深，並使伊朗的決策者在以後的戰略決策中始終不忘向俄國的複仇意願。
俄國的南下戰略，同英國的矛盾很快就凸顯了出來。經曆了工業革命並在世界殖民體係中逐步確立優勢的英國在中亞和伊朗地區擁有十分重要的利益，英國希望把伊朗作為在中東殖民侵略政策的工具，[1]109並保護歐洲大陸前往印度的大陸通道，抵禦俄國在中亞的擴張。但由於時值英國拉攏俄國、土耳其等國建立反法同盟，與拿破侖鬥爭的關鍵時刻，英國不願激化矛盾，因此采取了較為緩和的策略。拿破侖的法國則希望在陸海戰場上同時給英國致命打擊，並且希望能夠借道伊朗攻擊印度，於是法國建議俄國聯合進攻印度，而恰巧當時的俄國沙皇保羅一世崇拜拿破侖，他欣然答應並在1800年初提出一個進攻印度的具體計劃，不過由於戰略原因，計劃被拿破侖拒絕。保羅一世準備借哥薩克人力量單獨進攻印度，但1800年3月1日，保羅一世被刺，計劃不得不終止。
英國為抵禦俄國的擴張和法國進攻印度的計劃，於1800年派遣馬爾科爾姆勸誘伊朗國王倒向英國。英國東印度公司答應，如果伊朗遭到俄國或阿富汗的襲擊，就給伊朗供應武器和現金援助，條件是伊朗不得允許任何歐洲國家的軍隊經過伊朗的領土，並且承諾一旦阿富汗進攻印度，伊朗立刻與英國結盟出兵阿富汗。與俄國關係緊張、同時亟需強大靠山的伊朗國王對於這個結盟條件並沒有提出太多的異議——精明的英國人隻用一個援助的空口承諾就凍結了法國妄圖借道伊朗的計劃。
1804年第一次俄伊戰爭終於爆發。伊朗國王根據條例，理所當然地認為英國根據條例應該給予伊朗支持，但英國人沒有進行答複。拿破侖見有機可乘，便趁機而入，在1807年5月派代表與伊朗在芬肯斯泰因附近簽訂了法伊攻守同盟條約。根據條約，伊朗必須撕毀同英國的政治關係，向英國開戰，如一方與俄國開戰，雙方應該共同行動。而拿破侖答應給伊朗的，除了供給伊朗軍隊武器與裝備、派遣教官外，隻是所謂強製俄國將格魯吉亞交給伊朗的承諾。
當1807年7月“法俄兩個皇帝在一條木筏上會麵，並確認通過一個永久性的條約分割世界”[2]32－33的時候，兩個月前簽訂的法伊條約就化為一張廢紙。後來拿破侖及他的軍隊在後來的法俄戰爭中被趕出俄境，“這才使伊朗國王大夢初醒知道他以為俄國和拿破侖相爭，會削弱俄國的勢力的希望落空了”。[1]114伊朗在軍事失敗、政治無援的情況下與俄國簽訂了1813年古利斯坦條約，伊朗在放棄了多片領土主權和在裏海上保有的海軍權利後，第一次俄伊戰爭結束。
第一次俄伊戰爭中伊朗的失敗，對於力圖收服伊朗並從軍事上控製裏海區域的英國是個沉重打擊。英國更加擔心一旦俄國勢力大增，控製伊朗，那麽伊朗便再也無法成為英國作為戰略抗俄的工具，而且俄國通過阿富汗和伊朗還可能對伊朗造成威脅。為防止伊朗完全屈服於俄國進而損害英國的戰略利益，英國再度回首，向伊朗示好，在1813年俄伊古利斯坦條約簽訂的時候，英國即針對伊朗實施了新一輪的談判簽約行動，實質上也即是繼續支持伊朗抗衡俄國以保護自己既得利益和印度安全的戰略開始實行。
(二)第二次俄伊戰爭
其實早在法伊條約實質上化為一張廢紙的同時，英國就再次向伊朗國王伸出了橄欖枝。在1809年與伊朗簽訂了英伊條約，條約要求伊朗必須和法國以及其他與英國為敵的國家斷絕一切關係，答應伊朗在與俄國作戰期間，給與伊朗現金支持等。其目的依然是唆使伊朗與俄國作戰，牽製俄國。而以1809年條約為藍本的1814年新的英伊條約重複規定，伊朗不得允許任何歐洲列強的軍隊假道伊朗進攻印度，並須使花剌子模等國亦不得允許任何歐洲列強的軍隊假道本國路徑圖進攻印度等等，同時也重申當伊朗在和任何一個歐洲國家作戰的時候，英國給予資金等支持或從印度派兵支持伊朗。
在得到英國支持以及唆使的情況下，伊朗國內向俄國複仇的呼聲漸長，伊朗終於決定對俄國發起戰爭。1826年7月伊朗軍隊開始對俄國軍隊發起攻擊。初始俄國軍隊猝不及防，向後退卻，但重新組織起來的俄軍很快就在戰場上顯示了自己的實力，幾乎使伊朗新軍全軍覆沒。在戰局已定的情形下，伊朗被迫於1828年2月10日在土庫曼恰伊村簽訂了停戰協議，協議取代了1813年的古利斯坦條約。通過條約，俄國不僅獲得了要求的領土和軍事賠款，還獲得了領事裁判權等，以一個完全勝利者的姿態結束了19世紀初俄伊戰爭的局麵。俄羅斯實力得到增強，而伊朗的失敗則加速自己走向殖民地的深淵。
風雲變幻的19世紀初期，是歐洲國家邁向工業革命時代的關鍵時期。為了各種各樣的戰略目的，特別是爭奪原料產地和市場，歐洲列強展開了向全世界的擴張。在大國擴張和強國爭霸的過程中，包括伊朗在內的很多弱國小國以及正處於從封建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國家都麵臨著嚴峻的形勢。在西亞地區，伊朗一方麵麵臨著來自北鄰俄國蠶食的危險，一方麵麵臨當時世界上最強大國家英國為擴張而進行的爭奪和說服。國策正確適當，才會保證國家生存，抓住時機還可能促成國家向強國的轉型(如日本)。戰略失當，即使能夠保證國家的存在，也很可能導致被別國控製，最終淪為強國的殖民地。遺憾的是，伊朗錯誤地選擇了後者。
二、伊朗在英俄爭霸中的戰略選擇分析
首先，伊朗在尋求聯盟的戰略選擇中並沒有完全認清歐洲列強特別是英法的擴張實質，一廂情願地把自己綁架在英法的戰車上。伊朗把英國或法國當做可以依靠的力量，藉以抵禦俄國的南下，但卻忽視了英國或者法國對伊朗的不可告人的戰略目的。英國人的戰略核心和目標不是直接把伊朗變為殖民地，而是通過控製伊朗政局，將伊朗變為一個在中東殖民政策的工具，對此英國一直采取著“扶植代理人”[3]1的策略。一可以遏製法國通過伊朗進攻印度的計劃，在世界霸權的殖民爭奪中占據有利地位。二是通過扶植伊朗抵禦俄國在中亞的擴張以及阿富汗對印度的威脅，保護英國在中亞和遠東地區的既得利益。馬爾科爾姆代表英國駐印當局在1800年勸誘伊朗國王倒向英國時，簽訂協議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伊朗國王需要承擔不準法國進入伊朗的義務。1809年瓊斯代表英國與伊朗簽訂了英伊條約，同樣要求伊朗國王必須和法國以及與英國敵對的其他國家斷絕一切關係，力圖利用伊朗作為反對俄國的工具，其目的是唆使伊朗繼續對俄國開戰。而1814年英伊條約中，英國人再度要求伊朗不允許歐洲列強的軍隊假道伊朗進攻印度，英國意圖依然是“將伊朗收歸掌握，將它變為自己殖民政策的工具，以確保往印度的通道”，條約的目的在“誘使伊朗和俄國再啟爭端”，[1]P175把伊朗當成反對殖民印度的第一道防線，同時遏製俄國的侵略和擴張，以保護英國在印度的利益。[4]168對於英國而言，在中亞西亞等地雖然麵臨著來自俄國以及法國的威脅，但是組建以英國為核心的反法同盟並最終擊敗拿破侖，從而維持整個歐洲大陸的均勢，維護英國的擴張優勢才是根本目的。因此對於伊朗的支持總是伴隨著對伊朗的需要而變動，而不會將自己牢牢綁在伊朗對峙俄國的戰車上。與伊朗關係是合作還是背離完全看戰略需要。
而法國，其核心目的是在維護其在歐洲大陸霸權的前提下在世界各地牽製英國及反法聯盟諸國的擴張和發展。所以對於伊朗，法國同樣是把伊朗作為一種工具，希望利用伊朗牽製住英國或通過伊朗向英屬印度發起進攻。1807年，法伊簽訂了芬肯斯坦因合約，合約規定(在一定前提下)如果拿破侖在進軍印度途中需要借道伊朗時，伊朗國王應予以批準。[5]857但國際形勢不久改變，1807年7月，法俄簽訂提爾西特合約，法國受到的來自俄國的威脅減少，伊朗對俄國的牽製作用下降，因此法國對伊朗的支持也便不再像以前那樣兌現承諾。法國拋棄了原來的盟國伊朗，同俄國達成共同反對英國的協議，“提爾西特條約實際上是打消了芬肯斯坦因條約，使伊朗失去從法國取得了反俄幫助的希望”。[4]166
雖然伊朗與英法在近現代國際關係意義上的交往已經有一個多世紀，但伊朗當權者對於整個世界局勢特別是歐洲各國力量認識的不夠清晰，對當時歐洲力量的均衡態勢和英法俄各國的力量博弈不能做到科學分析和準確判斷，這直接導致伊朗無論是策略上還是行動中都無法做到主動改變和靈活應對。例如1813年與俄國簽訂喪權辱國的古列斯坦條約時伊朗統治者根本不知道沙俄在當時的歐洲已經是日薄西山;伊朗在妄圖依靠英國的力量來抵禦俄國的威脅時，沒有認識到英國出於與俄國的傳統友誼和經濟聯係以及它們存在共同的敵人法國，英國在麵對與伊朗聯手抵禦俄國時必會慎重考慮，甚至存在犧牲伊朗部分利益以維護歐洲大陸戰略需要的可能。
從現代國際關係理論上看，很顯然伊朗選擇了錯誤的搭車戰略。當弱勢國家麵臨鄰國或其他國家的威脅時，很容易選擇搭車戰略而不是製衡戰略來抵禦這種威脅。“一般來說，國家越弱，搭車而非製衡就越是可能”。[6]109而對於被搭車的國家來說，雖然麵臨著被拉向更大危險的可能性，但是由於搭車方更需要援助而能夠較為順利地在同盟中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主動權便掌握在自己手中。對於英國來說，抵禦俄國在中亞的擴張同樣是其戰略目標之一，不僅可以利用伊朗作為自己的戰略緩衝地，還可以通過援助等逐步控製伊朗政局。然而，伊朗當局把國家對外目標的實現建立在英國、法國的戰略支持的幻想上，這不能不說是個大大的錯誤。漢斯·摩根索曾經說過，“外交必須評估其他國家的目標，連同為追求這些目標而實現和潛在地可用的權勢”。[6]114正如前文所述，英國或者法國在處理與俄國的關係以及處理與伊朗的關係時，首要出發點是維護自身在歐洲大陸的戰略需求，對於伊朗支持與否或者說是否作為被搭車方出現，完全取決於自身需要。因此，當伊朗的外交目標與英國或者法國的外交目標一致時，就會取得相應的支持，否則，英法就會勸告伊朗放棄自己的戰略目標或者退出這種搭車同盟。對於處於弱勢地位的伊朗，根本無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左右外交局勢的進展。
其二、伊朗本國不具備能夠支撐戰略選擇的實力。政治上，國內的封建統治遭到了來自伊朗各汗國的反對，很多地區的離心力非常強烈。兩次俄伊戰爭期間很多地方都出現了針對伊朗王朝的叛亂。在南高加索，人民仇恨伊朗國王及其軍隊，甚至甘願承認俄國政權以擺脫伊朗的壓迫;巴庫汗國、埃裏溫汗國、納西切瓦汗國、卡拉巴格汗國同格魯吉亞、阿捷爾拜疆等南高加索國一樣，無論從經濟上還是文化上都沒有有機的聯係，來自伊朗王國的殘酷壓迫甚至迫使埃裏溫汗和卡拉巴格汗要“轉入俄國國籍”;[1]1101827年，阿美尼亞人與阿捷爾拜疆人在反對伊朗的戰爭中盡力支援俄軍，把他們看做是從伊朗諸汗與伊朗國王枷鎖下解放初他們來的解放者。伊朗王國在道義上並沒有獲得許多治下汗國的全力支持，在政治和軍事上卻不時麵臨著來自兩方麵的壓力。伊朗人民和俄國雖然在國家利益上處於絕對敵對，但伊朗國內政局混亂，社會動蕩不安，難以為伊朗抗俄提供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強有力的政治保證。而經濟上，19世紀初期時的伊朗仍然是一個封建經濟體製的國家，英國卻已經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序幕中拉開了資本主義現代工業文明的序幕，拿破侖治下的法國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各個方麵也向工業時代邁進，而北方虎視眈眈的俄國也由於實施了一些政治改革和引進工業的措施，其實力已遠非伊朗所比。在英俄爭霸中亞以及英法爭奪伊朗的過程中，伊朗與英國法國先後簽訂了數個政治貿易條約或者通商條約，如1800年英伊條約及這之後的伊法通商條約等，都對締約歐洲國家的商人商品在法理上確立了保護製度和優勢，從側麵也反映出伊朗本身對這一不公平行為的無能為力，或者說，伊朗本身就不具備與歐洲國家進行商業競爭的實力。軍事上，雖然伊朗在英國以及法國假惺惺的態度下也完成了一些軍隊近代化意義上的革新，但是從根本上說其封建軍隊的性質並沒有得到改變，與俄國建立在近代工業基礎上的軍事實力相比，伊朗沒有近代軍事工業做支撐，從經濟上也不具備持續長期與俄國作戰的基礎。
其三，我們不容忽略的事實是，伊朗與俄國的敵對看似僅僅是政治經濟利益的對立，其實還有再深層次的文化上的衝突和宗教的對立。俄國是典型的東正教國家，被俄國在1802年吞並的格魯吉亞絕大部分居民同樣也是信奉東正教，而伊朗是典型的伊斯蘭教國家。雖然不能武斷地說，是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俄國輕易吞並了格魯吉亞，但宗教確實能夠成為俄國領土擴張的重要工具。“這些地方(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基督教的精英分子通常更歡迎俄國的統治”。[7]377對此，信奉伊斯蘭教的伊朗在文化屬性上不占統治優勢。同時，整個19世紀初期正是以奧斯曼帝國為代表的伊斯蘭世界勢力受到異教徒挑戰的重要時期，伊斯蘭勢力戰略收縮的特征十分明顯，伊朗能夠得到的來自伊斯蘭世界的支持十分有限——何況伊朗國王因為試圖與奧斯曼帝國爭奪領土而導致兩國關係緊張。在19世紀初期，一個絕對的伊斯蘭國家在借助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國家力量來抵禦東正教國家的侵略時，很難說清這些國家的真實目的。由此伊朗戰略的最終失敗就成為一種必然。
近現代以來，許多西方國家在發展和崛起的過程中其實一直奉行著社會達爾文主義，同時也將現實主義的外交策略發揮到極致，都將國家的戰略利益時刻奉為圭臬。在這種前提下，弱小國家短期內的因搭車戰略而在外交上的縱橫捭闔並不能夠使其國際地位有所改觀。而更危險的是，一旦被搭車方完成其既定戰略目標，搭車方要麽被拋棄，要麽就會被牢牢掌控在既得利益者手中，淪為被搭車方的附庸，當年的伊朗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