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斷一個政權是否能持續，最關鍵的一個因素便是財政狀況，崇禎年間，政府的財政已經崩潰，政權自然無法持續。
財政為何會崩潰，原因有很多，甚至可以追溯到太祖爺，本書無法一一詳細描述，隻重點考慮了土地政策和金融政策。
在本書中，林純鴻會重點解決土地問題和金融問題。
關於土地問題，喻心摘抄了一段話：“……大明朝的耕地麵積大約有8億畝（800萬公頃）左右，總麵積是相當廣大的（我國2010年的耕地麵積是18億畝，即中央屢屢提到的耕地保護紅線）。按照明朝建國初期製定的每畝二鬥（約37.6斤）的稅率，每年可以收取300億斤（約1.6億石）的田租。按照每石五錢銀子計算，國家的田賦收入，應該有差不多八千萬兩白銀。然而，實際上，大明朝中央的財政收入（即戶部的太倉庫），每年不過是三四百萬兩左右。加上皇帝的私房錢（內帑）二三百萬兩，一年也不過是七百萬兩左右，根本不到八千萬兩的一成。為什麽差別會這麽大？很簡單，因為90%以上的田地，是不用納糧的……”
在本書中，林純鴻麵對的最大的地主便是荊州的惠王，與惠王的多次爭鬥，無非就是想解決土地問題。最終，林純鴻選擇了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措施，並借鑒了我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民納糧的政策：即農民向政府低價出售一定量的糧食。
在後麵，可能針對不同的對象、地區，土地政策可能有所變化。喻心最傾向於台灣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現在還在考慮是否適合當時的大明。
關於金融政策，這裏有摘抄的一段話：“……明朝的貨幣是白銀，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不是白銀的主要生產國，白銀大量依靠進口。魏斐德在著作中寫道，在17世紀的前三十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約達25萬-26.5萬公斤。長期從事“明清之際白銀流入中國”問題研究的美國學者艾維斯認為，1560到1600年日本白銀的年輸出平均在33750-48750公斤之間，大多數最後還是到了中國。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經過菲律賓流入中國的南美洲白銀則達到57500-86250公斤。而且馬尼拉不是南美洲白銀進入中國的唯一門戶，還有一部分從澳門、台灣、東南亞進入中國。艾維斯估計，從阿卡普爾科運到馬尼拉的白銀平均每年143噸，僅1597年就有345噸。一個不富藏銀的國家，竟然選擇銀作為自己的貨幣，是一件把金融命脈委於他人的荒唐之事。
白銀的驟然減少對明朝的經濟造成多大的影響呢？明末葉夢珠所著的《閱世篇·食貨一》中記載，崇禎壬申五年(1632年)“白米每鬥一百二十文，直銀一錢，民間已嫌其貴”，十一、十二年“鬥米三百文，計銀一錢七、八分，識者憂之”，十五年春“時錢值日落，每千值銀不過四錢幾分。白米每石文銀五兩，計錢一十二千有奇”。順治三年(1646年)“鬥米幾至千文”，四年“白米每石文銀三兩，”六年“大熟，糯米每石價止一、二兩，珠米每石九錢，白米每石價一兩耳”。也就是說，如以銅錢計，崇禎時10年間米價上漲了10倍，銀價上漲了5倍。鑒於糧價是中國物價的基本指數，即便加上戰爭及災荒因素，也較同時歐洲物價上漲的三到四倍更為嚴重，尤其是白銀和銅錢比值的變化。白銀和銅錢比值在短短幾年內出現如此大的波動，不可能與當時進口白銀驟然下降無關。
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中寫道：明朝末年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可能正是白銀進口長期不足的嚴重後果之一。在長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區，通貨膨脹導致穀價暴漲，給當地城鎮居民帶來了極大災難。1635年至1640年白銀進口量驟減期間，由於國際絲綢貿易萎縮，浙江北部的湖州等絲綢產地迅速衰落。與此同時，罕見的自然災害席卷中國大地，接連不斷的饑荒，伴隨著蝗災和天花，導致人口大量死亡。經過這場浩劫，晚明的人口總數大幅度下降。中國人口的嚴重下降恰恰與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同時發生，僅這一點便足以使曆史學家們相信，中國也被卷入了17世紀那場困擾著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機。
三吳一向為出口貿易區的中心地帶，亦為國賦之重點，此刻已因外貿受阻及災荒頻仍而無暇自顧，因白銀流入而獲得的利益亦大打折扣。宋明以來，國家財賦“取諸東南，用之西北”的傳統做法也受到挑戰，蓋“東牆”既已窮絀，何以補綴“西牆”？所以，崇禎困坐深宮，成天為餉銀發愁。雖然白銀進口的驟然減少，使明朝的經濟重地遭受重大打擊，而且使明朝的財政進一步惡化。但白銀進口的驟減隻是明朝經濟崩潰的導火索而已，並不能使明朝這一偌大的帝國崩潰。畢竟推翻明朝的農民起義是在帝國的西北而不是東南爆發。那麽，西北的農民起義爆發與白銀有何關係呢？
農民起義爆發的原因很多，如天災、官逼民反、生態環境等，但人們往往忽視了白銀對西北的嚴重傷害。明朝時，白銀的主體從南方流入京師，從京師流入東北邊防，又從東北回流南方。作為傳統的粟麥作物區，西北缺乏原棉和生絲，而中國正是用絲綢和瓷器去換國外的白銀。這樣，處於市場邊緣的西北、山東半島等地成了白銀所灌溉不到的蠻荒地帶。“一條鞭”法實施後，把國家稅收折合為白銀來征收，這使農民陷入了任人宰割的被動局麵，即使車收之年也難免凶厄，“為納糧不得不以穀易銀”。“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嚐有也。今來關中，自鄂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顧炎武亭林文集》)豐年都得鬻妻賣子，稍遇災荒便難以活命，如此，明末農民起義爆發在西北就絕非偶然了。
白銀還導致了明末空前的糧食危機，對白銀的追求和外向型的經濟極大地促進了明代的經濟和生產活動向著專業化、商業化，跨國、跨區域的方向發展，特別是在江南地區，如鬆江地區，隨著國內外對棉布需求的增多，越來越多的人改行從事全日製的紡織和棉布貿易。這本是一件好事，但卻對國家的糧食生產造成了重大影響，有著“蘇杭熟，天下足”美稱的江南糧食生產成了問題。17世紀40年代，即使是豐年，南直隸，浙江地區的人們也要靠出售生絲、原棉、棉紗和棉布來購買糧食，“一條鞭”法實施之後，還要用銀兩來繳納賦稅和地租，償還貸款。而在交通運輸手段比較落後的時代，糧食生產的區域化和市場化很容易造成糧食危機。這樣一來，由天災造成的糧食短缺的問題因糧食的市場化被大大放大了，那些市場化最徹底的富裕地區根本無法抵禦糧食危機，因為這些地區不生產糧食，糧食要跨區域去買。因此，富裕的江南地區遭受打擊最為嚴重，1640年左右，蘇州地區每斤大米的價格升到了100個銅錢，大批人餓死，許多豪宅低價出售而無人問津……
”
但是喻心經常閱讀明朝的一些話本和小說，對金融問題有自己的思考，關於流通貨幣：
最緊要的問題當然是白銀短缺，這不僅傷農，也導致貨物流通出現了種種問題；
其次終端零售市場使用白銀並不方便，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
再則，由於大明很少鑄造銅幣，導致終端市場實物交易盛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商業經濟的發展。
在本書中，會采用三種措施，針對白銀短缺，會采用票據來解決，票據實際上相當於管理更為嚴格的一種紙幣。
另外，為了方便交易，林純鴻還會鑄造大量的金幣和銀幣，這不僅能獲取大量的利潤，也能帶動市場的繁榮。清朝鴉片戰爭之後，歐洲在中國用銀幣大量交換白銀便是明證。
最後，林純鴻會鑄造銅幣，材質當然選擇大明的獨門秘笈：黃銅，這主要為了解決小民日常生活中麵臨的零錢不夠的困難。
當然，金融問題不僅僅是貨幣問題，銀行和錢莊的正常運轉也相當重要，本書都會一一考慮，敬請大夥留意。
謝謝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多提寶貴意見，喻心會虛心聽取意見，畢竟小說寫好了，大家讀得爽，喻心也可以獲利，這是雙贏，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