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有一個赫赫有名的東林黨人物叫錢謙益，人稱“兩朝領袖”，精於史學，立誌修“明史”。明末，錢謙益曾撰修《曆朝實錄》，存放在北京太液池畔的“蕉園”，後李自成火燒明皇宮，“蕉園”也沒能幸免。清初，錢謙益又收集了完備的明代史料，編寫了達二百五十卷的明史稿，藏於自家藏書樓“絳雲樓”，後也毀於一場大火。錢謙益曾歎曰：“烏乎！甲申之亂，古今圖籍書史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書史圖籍一小劫也。”他認為:“漢晉以來，書有三大厄。梁元帝江陵之火，一也；闖賊入北京燒文淵閣，二也；絳雲樓火，三也。”又在《蕉園》一詩中寫道：“蕉園焚稿總凋零，況複中州野史亭。”他把存放在蕉園內的《曆朝實錄》叫正史，把存放在絳雲樓中的明史稿叫野史或半野史，而絳雲樓又叫“半野堂”。所以他所編修的明史，無論是正史還是野史，都已經在喧闐一炬中化為了灰燼。
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世稱虞山先生，是明末清初重要史學家。他在明代曆任翰林院編修等史職，入清後官至禮部右侍郎，充明史館副總裁。錢謙益本身隸東林，但先諂事閹黨，後迎降仕清，其人品頗受人非議。然而客觀來講，他的史學建樹，特別是在明史考證方麵的成就不容抹煞。
一、錢謙益從事明史考證的緣起
明初以降，程朱理學日益淪為科舉考試的工具而失去了往日的生機與活力。知識分子為了現實的利益，紛紛放棄皓首窮經、嚴謹求實的古學傳統。正如顧炎武所說：“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
自明中葉弘治以後，沉悶的思想界才慢慢掀起新的波瀾。首先，在理學內部，作為程朱理學的反動，王陽明“心性”之說異軍突起，風靡一時。其次，不少人厭惡當時簡陋、蒼白的學風，紛紛回頭，希望從古典的傳統中汲取營養。經學上“汲古通經”思想與文學上複古主義思潮交相興起。一方麵，“尊德性”與“道問學”之爭，必然求諸古學考證。另一方麵，經學與文學向傳統複歸也促進了學術考證的勃興。正如朱希祖所說：“當李夢陽、何景明之輩倡言複古也，規模秦漢，使學者無讀唐以後書；非是則詆為宋學。李蟠龍、王世貞輩繼之，其風彌盛。然欲作秦漢之文，必先讀古書，欲讀古書，必先能識古字，於是《說文》之學興焉。”
提到明代的考證學，楊慎是公認的第一人。楊慎（1488—1559），字用修，號升庵，明代著名學者。他博學多識，精通古文字、地理、職官、掌故等，有《丹鉛錄》、《丹鉛餘錄》、《丹鉛摘錄》等考據名著傳世。楊慎考證的範圍十分廣泛，上至“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說、醫人技能、草木魚蟲，靡不窮心多識，闡其理，博其趣，而訂其訛。”楊慎以後，“士人因其特殊之身世，繁博之學識及反宋學之先鋒，故群而效之。考據學風自駸駸然盛矣。”陳耀文、胡應麟、王世貞等一批學者紛紛起而糾正楊慎的訛誤，從事考證研究。考信求實的思潮由此興起。
明代中期考信求實風氣的興起，是錢謙益走上史學考證道路的時代背景。當然，師友們的感召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王世貞是明朝文學複古派的領袖，以史事考證見長。《史乘考誤》是其史學考證名著，對後世有很大影響。錢謙益先世與王世貞家有很深的交情，他稱王世貞是“吾先世之契家也”。由於年齡的差距，錢謙益並不曾親身領受王世貞的教誨，但王世貞對他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他自幼對王世貞極為崇拜，刻意模仿、學做複古派文章。中年以後錢謙益雖然受嘉定學派的熏陶，改弦更張，服膺“通經汲古”之學，但無論從人品還是從學術上，他對王世貞始終特別尊重。甚至他走上考辨《實錄》的治學道路，都受到了王世貞的影響。同王世貞一樣，錢謙益一生最大的願望是修成一部高質量的《明史》。然而，明代的史學混亂不堪，欲修《明史》必須先考證史實。
二、《太祖實錄辨證》征論史籍分析
錢謙益明史考證成就，主要體現在對元末明初曆史的考辨上。明初史臣對太祖朱元璋出身草莽，並曾依附於龍鳳政權的史實，諱莫如深，三次改《太祖實錄》，“像梳篦一樣地將不利於朱元璋形象之處過濾掉了。”另外他們對朱元璋殺戮功臣也極力掩飾，致使這段曆史真相被長期埋沒。要著手明史，必須首先還原曆史本來麵貌。錢謙益搜集了大量公私史料，經過精審的考核，嚴密的論證，編成《太祖實錄辯證》五卷。
我們對《太祖實錄辯證》所征引的相關史籍作一歸納，便可以看出有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其征引的史籍以野史和家乘為主。特別是大量征引了明初開國功臣的神道碑文和家傳、行狀，種類多達20餘種。錢謙益考辨的重點是《太祖實錄》中有關開國功臣事跡的隱諱、不實之處。這些碑文、行狀雖然零散、雜亂，甚至也有虛美、錯謬的地方，但屬於當時人記當時事，在某些方麵與成於眾人之手而又屢經刪改的正史相比，文獻價值更高。錢謙益以此與實錄對勘，糾正了不少實錄的錯誤。比如：《明太祖實錄》載：乙未（1355）七月太平之戰，朱元璋派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與陳野先迎戰，又令別的將領包抄其後，遂生擒陳野先。事實是否如此呢？錢謙益依據《寧河神道碑》與《東甌神道碑》互相比證，得出結論：在太平之戰中，是朱元璋親自率領湯和迎戰陳野先，而徐達與鄧愈是作為奇兵，繞道敵人的後方合圍、夾擊獲勝的。
其二，錢謙益於各家私乘中征引次數最多的是黃金的《開國功臣錄》，為16次。其次為鄭曉和王世貞的作品，分別達13次、12次之多。黃金的《開國功臣錄》曆十幾年完成，較為詳細地收錄了明初500餘位功臣的事跡。這部書廣征各種史料，很有參考價值，所以成為錢謙益征論、考辨的重點。鄭曉和王世貞均在當代史研究方麵有高深的造詣。鄭、王關注的焦點，更是錢謙益尤為注意的地方。錢謙益考核、發覆，糾正了他們不少疏謬之處。
比如：《明太祖實錄》載永嘉侯朱亮祖病卒於洪武十三年（1380）。鄭曉考證出朱亮祖之死乃是受胡惟庸案的牽連所致，但對實錄所載的具體死亡時間沒有提出異議。錢謙益據《禦製文集》糾正了這個疏誤，指出朱亮祖死亡的時間應當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
對於宜春侯黃彬的結局，《明太祖實錄》隻說：（洪武）十二年（1379），宜春侯黃彬往臨清練兵。並未直接說明他的死因。黃金在《開國功臣錄》中記載：黃彬（洪武）十二年練兵臨清，召還後數年卒。鄭曉認為，黃彬於洪武十二年（1379）受到胡惟庸案的牽連，後來又得到朝廷的寬恕，數年之後卒。王世貞則指出黃彬死於洪武十七年（1384）。錢謙益根據實錄隱微書法推斷：“實錄不書卒之例，知其非令終也”。黃彬確實受胡惟庸案的牽連，但並非如鄭曉所言又得到朝廷寬恕。黃彬之所以沒有立刻伏法，是因為他的黨事在洪武二十三年才被揭發。
其三，《太祖實錄辯證》另一個突出的特色是參考了不少包括朱元璋詔書在內的秘府檔案。其中，《昭示奸黨錄》與《庚午詔書》分別被征引了12次、9次之多。這些珍貴的檔案是他利用參修《明神宗實錄》的機會見到的。錢謙益據此糾正了《明太祖實錄》以及其它私史很多訛誤不實之處。
比如，關於東勝侯汪興祖被授予封號的相關史實，史書記載不一。《明太祖實錄》載洪武四年（1371），追封汪興祖為東勝侯。而黃金《開國功臣錄》則認為東勝侯是在洪武三年（1370）加封的。孰是孰非，難以確定。好在《昭示奸黨錄》第二錄中載有汪興祖因殺死俘虜之過而被貶海南一事。錢謙益據此推知，汪興祖東勝侯的封號確是封於洪武三年（1370），隻不過由於他私自殺害俘虜而獲罪。朱元璋之授予他封號，而不授予其“封侯鐵券”，直到洪武四年（1371），汪興祖戰死，才徹底恢複了他的封號。
三、錢謙益史學考證的方法與特色
辨別是非，還原真相，是修史最基礎、最艱難的一項工作。《太祖實錄辨證》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凝結著錢謙益幾十年的心血。細歸納其考證原則與特色如下：
（一）國史、野史、家史互相對勘比證
對於朱元璋殺戮功臣的史實，《實錄》多諱而不書。野史的記載也莫衷一是。要弄清功臣結局的真相，就必須對各種史料進行對勘、比證。
錢謙益對楊憲之死的考證就體現了這一原則。《明太祖實錄》對楊憲之死記載是：“楊憲嗾使侍禦史劉炳劾汪廣洋，又教炳誣奏刑部侍郎左安善。上下炳於獄。太史令劉基盡發憲奸狀及諸陰事，令群臣按問伏誅。”《實錄》認為楊憲被誅是由於劉基告發所致。然而，這種說法與諸野史的記載均不一致。黃金《開國功臣錄》與劉辰《國初事跡》都認為告發楊憲的是李善長，而不是劉基。且《國初事跡》對這件事有詳細的記載：“楊憲為禦史中丞，太祖嚐曰：‘楊憲可居相位’，數言善長無大才。胡惟庸謂善長曰：‘楊憲為相，我等淮人不得為大官矣。’憲因劾汪廣洋不公不法，李善長奏排陷大臣，放肆為奸等事，太祖以極刑處之。”
錢謙益比較各種說法，結合明初黨爭的事實，認為劉辰的記載比較可靠。首先，楊憲與李善長、胡惟庸互相結黨、排擊確是實情；其次，楊憲彈劾汪廣洋不公不法，李善長趁機又攻擊楊憲。錢謙益認為，李善長與楊憲素有矛盾，而楊憲又一直有取代李善長為相的想法。李善長抓住朱元璋對楊憲不滿的機會來彈劾楊憲，並非出於同情汪廣洋，而是想要趁機搬倒自己的心腹之患楊憲。再者，錢謙益又考察了劉基的行狀與實錄中劉基本傳，均沒有記載劉基告發楊憲之事。並且其行狀中又說：“公與憲素厚”。可見，劉基與楊憲並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劉基沒必要置楊憲於死地。經過仔細地分析、比勘，錢謙益最終認為實錄的記載是錯誤的，楊憲被殺是由於受到李善長的告發所致。錢謙益還進一步分析，實錄之所以錯載此事，大概是由於劉基曾經說過楊憲不足為相的原因。
（二）以詩證史
王世貞提出“天地間無非史而已”的觀點，不僅提高了史學的地位，更擴大了史學家的曆史視野。錢謙益繼承了王世貞的史學思想，十分重視史料的搜集與考證。他的《列朝詩集》便基於以詩存史的理念。他的明史考證也鮮明地體現了以詩證史的特色。
1．關於張士德被擒
張士德是元末群雄之一張士誠的弟弟。《明太祖實錄》記載張士德被擒一事如下：士德以丙申二月據平江，秋七月授陵，中山武寧王設伏擒之。即認為張士德是於丙申（1356）年七月被中山王徐達擒獲的。陳基為元末的儒士，曾經受恩於張士德。他於癸卯（1363）年渡江使淮，路過虞山時作了一首詠歎張士德的詩：
一望虞山一悵然，楚公曾此將樓船。間關百戰捐軀地，慷慨孤忠罵寇年。
添海欲銜精衛石，軀狼願假祖龍鞭，至今父老猶垂淚，花落春城泣杜鵑。
錢謙益反複吟誦這首詩，覺得詩中所記張士德在“虞山”、“捐軀”一事與實錄有出入，由此引發了他對張士德被擒時間、地點的懷疑。他列舉了大量史料，糾正了《實錄》的錯誤，考證出張士德應該於丁酉（1357）年在常熟的湖橋被擒。
2．陶安調任黃州的時間
《實錄》記載，陶安被任命為黃州府知府在辛醜（1361）年九月，五年以後又調任饒州府知府。而徐紘之《集傳》與謝理的《太平人物誌》均認為陶安是於癸卯（1363）年被任命為黃州知府的。那種說法正確呢？錢謙益據陶安自己的詩文作了詳細的辯證。壬寅年，陶安《憶別》詩中有：“七年同在省東廳”[4](三P2111)的詩句。由此可知，從乙未（1355）年至癸卯（1363）年，陶安一直在金陵，不可能於辛醜（1361）年出知黃州。陶安在甲辰（1364）年又有詩曰：“今年春二月，璽書命守土，兩日抵其州，又值連月雨。”[5](三P2111)則他出任黃州知府的具體時間應該為甲辰（1364）年無疑。
（三）實事求是，存疑存異
史家不僅要廣聞博識，更須有縝密的思維和嚴謹求是的學術素養。考證嚴謹，以疑傳疑，不妄下結論是錢謙益曆史考證的重要原則。比如：
對曹國公李文忠的死因，史家記載不一。俞本的《記事錄》認為，李文忠生病以後，淮安侯華中侍疾進藥，李文忠飲藥後死去。王世貞《史乘考誤》認為，李文忠招納了很多門客，招致朱元璋的不滿。後來朱元璋找借口盡殺其門客，李文忠很害怕，自縊身亡。錢謙益參閱各家相關記載，對華中進藥一事表示懷疑。對於李文忠具體死亡原因，由於沒有可靠的史料支持，他隻能感歎“若曹國得罪之故，史家闕如，無可考證，吾不得而知之矣。”
據《實錄》記載，東川侯胡海死後，朱元璋親自輟朝為他致祭。國史也鄭重為其立傳。這樣看來胡海是不是得到善終了呢？對此，黃金持肯定態度，認為“當時黨論一興，元功宿將惴惴焉朝不謀夕。海獨能擺脫眾中，一辭莫逮。卒荷寵靈，考終牖下”。錢謙益懷疑胡海是受胡惟庸案牽連而被殺的，但是又沒有確切的史料來證明，不好妄下結論，隻能表示：“東川之有罪與其得免，則史既不書，他亦無可考也。
錢謙益開闊的學術視野和嚴謹求實的學術精神令人敬佩。
綜上，錢謙益明史考證的重心是元末明初之際的疑案。錢謙益廣征史料，參考諸家記載，詳細地歸納、考證，揭示出很多曆史真相。其不少考證結果便直接體現在清朝官修《明史》中。
四、錢謙益的史學影響
錢謙益對明代史事的考證和著述，對於清代官修《明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試細論之。
第一、有關傳記影響
錢謙益交遊廣泛，文筆優美。明清之際不少遺民、故友以碑傳、銘文相托。此外他的《列朝詩集小傳》也挖掘、搜羅了明代很多詩人、儒士的生平事跡。這些為撰修《明史》提供了豐富的史料，甚至《明史》中有關傳記就是以錢謙益的作品為藍本，加以刪節而成。特別是史官尤侗所撰之《文苑傳》初稿，隻是略加刪節，幾乎全部錄用錢謙益的原文。後來汪由敦在《史裁蠡說》中說：“文苑則取其製作可傳者，或關係一時風氣，如前後七子、袁道宏、鍾惺之流，略為論列流派。否則不必濫收。未可以錢謙益、曹能始之品題據為定論也。”(《明史例案》卷4之《汪文端史裁蠡說》)但是細觀《明史•文苑傳》修改後的定稿，很多地方仍然與《列朝詩集小傳》吻合，隻是在表達上更精煉了一些。試抄錄錢謙益、尤侗以及《明史》對何良俊的記載，對比如下：
《列朝詩集小傳•何良俊傳》
良俊，字元朗，華亭人。少而篤學，二十年不下樓，或挾莢行遊，忘墮坑岸，其專勤如此。與弟良傅，字叔皮，同學。叔皮舉進士，官南祠部郎，而元朗以歲貢入胄監。時宰知其名，用蔡九逵例，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元朗好談兵，以經世自負，浮沉冗長，鬱鬱不得誌，每喟然歎曰：“吾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簽、古法帖鼎彝數十種。棄此不居而仆仆牛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居三年，遂移疾免歸。海上中倭留青溪者數年，複買宅居吳門，年七十始歸雲間。元朗風神朗澈，所至賓客填門。妙解音律，晚畜聲伎，躬自度曲，分寸合度。秣陵金閶，都會佳麗，文酒過從，絲竹竟奮，人謂江左風流，複見於今日也。吳中以明經起家官詞林者，文徵仲、蔡九逵之後二十餘年，而元朗繼之。元朗清詞麗句，未逮二公，然文以修謹自勵，蔡以刻見譏，而元朗風流豪爽，為時人所歎羨，二公始弗如也。元朗集累萬言，皇甫子循為敘，又有《何氏語林》、《四友齋叢說》行於世。尤侗撰《明史•何良俊傳》初稿
良俊，字元朗，華亭人。少而篤學，二十年不下樓，或挾莢行遊，忘墮坑岸，其專勤如此。與弟良傅同學。良傅舉進士，官南祠部郎，而良俊以歲貢入胄監。時宰知其名，用蔡羽例，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好談兵，以經世自負，浮沉冗長，鬱鬱不得誌，每喟然歎曰：“吾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簽、古法帖鼎彝數十種。棄此不居而仆仆牛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居三年，遂移疾歸。海上中倭留青溪者數載，年七十始歸雲間。良俊風神朗澈，所至賓客填門。妙解音律，晚畜聲伎，躬自度曲，分寸合度。秣陵金閶，都會佳麗，文酒過從，絲竹竟奮，人謂江左風流，複見今日也。所著《文集》及《語林》、《叢說》行於世。《明史•何良俊傳》
其後，華亭何良俊亦以歲貢入國學。當路知其名，用蔡羽例，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字元朗。少篤學，二十年不下樓，與弟良傅並負俊才。良傅舉進士，官南京禮部郎中，而良俊猶滯場屋，與上海張之象，同裏徐獻忠、董宜陽友善，並有聲。及官南京，趙貞吉、王維楨相繼掌院事，與相得甚歡。良俊居久之，慨然歎曰：“吾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簽、古法帖鼎彝數十種。棄此不居而仆仆牛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遂移疾歸。海上中倭，複居金陵者數年，更買宅居吳閶。年七十始返故裏。
另外，《明史》中如唐寅傳、祝允明傳等都與《列朝詩集小傳》有言辭吻合之處。這不僅體現了錢謙益的史學價值，更體現了他的史學影響。
第二，有關明史疑案遵從錢謙益的論斷
明初史事疑案甚多。這不僅是明代各史家關注的焦點，更是清修《明史》諸史臣考辨的重點。靖難之後，建文帝遜國與否是當時史學界爭論的一個焦點。王世貞認為建文遜國說不可信，“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體現了存疑的精神。但此後偽史雜出，不少附會建文遜國故事的記載流布民間。其中以《致身錄》和《從亡筆記》影響最大，以至於像談遷這樣以嚴謹著稱的史家都信以為真。錢謙益於崇禎年間作了《考》及《書考後》兩篇文章，以確鑿的事實考證出二書乃是偽書。曾任清修《明史》館總裁的王鴻緒說：
遜國諸書大率附會而《致身錄》最後出，匯諸說而緣飾之，遂為好事者所稱道。崇禎中，南京給事中歐陽調律上其書。學士錢謙益據吳寬所撰《彬墓表》作《致身錄考》，指出其必無者十，固已無遺議矣。《明史例案》卷3《王雲橫史例議下》
看來，錢謙益的考證成果是得到普遍認可的。在此基礎上，錢謙益進一步指出：
大抵革除事跡，既無實錄可考，而野史真贗錯出，莫可辨證……正史既不可得而見矣，後之君子，有誌於史事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無好奇攛異而遺誤萬世之信史，則可也。
可見，錢謙益對建文遜國與否也是持“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態度。但是，錢謙益在其晚年所著的《列朝詩集小傳》中又有“帝(建文)遜位後入蜀，往來滇、黔間，嚐賦詩一章，士庶至今傳誦”的說法。是不是錢謙益晚年改變立場，而持建文遜國說了呢？在為趙士喆《建文年譜》作的序文中，錢謙益表示:“信固當傳，疑亦可恤。過而存之，不忍廢也。”由此可知，錢謙益晚年雖較傾向於建文遜國說，但因沒有史料支撐，不過是“過而存之”罷了。
清修明史時，又為此事爭論不休。徐嘉炎力主建文遜國說，而朱彝尊和萬斯同認為遜國說不足信，王鴻緒《明史稿》則持建文自焚說(李晉華在《明史纂修考》中有詳細論述)。最後乾隆四年（1740）定稿的《明史》則兼顧諸說，改為：
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遣中使出帝後屍於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或雲帝由地道出亡。（明史》卷4《恭湣帝紀》）
由於缺乏可考史料的支撐，《明史》最終體現了錢謙益“信固當傳，疑亦可恤”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