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寫海洋，涉及海權，忽然對中國古代的海權思想產生了興趣，搜索了一點資料，以饗讀者。）
劉剛李冬君
近代，海運大開，列強跨海而來，中國已浮於海。
當年，孔子長歎曰：“道不行，吾將乘桴浮於海。”
其實，孔子也就歎歎而已，沒有去知，去行。但這一歎卻提醒後人，惹得李白要“直掛雲帆濟滄海”，而蘇軾欲“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了。可他們，還是沒有去知，去行。
從聖人之歎到詩人之歎，就這樣歎下去，一歎不如一歎。或如康有為《論語注》所言，那時，海道未通，欲泛無舟，孔子惟有“空深歎慕”。然“歎慕”二字，妙在將沉重的無奈，化作一種情懷。孔子歎世，未必慕海。慕海，乃近代士人情懷，有此一“慕”，便啟動知與行了。
在歐人航海來到中國之前，中國人“下南洋”、“下西洋”，最為活躍。
那時，洋人稱南洋為“中國之南洋”，這要歸功於唐、宋以來的外貿。
徐氏《瀛環誌略》誌南洋曰：“西北之耀武功，始於漢，故稱中國為漢人；嶺南之聚番舶，始於唐，故稱中國人為唐人。”我們中國人，以通西域而稱漢人，以下南洋而稱唐人。
至宋朝，更是海域大開，尤其南宋，經費困乏，依靠海舶，歲入不少。
明初，雖有太祖“片板不許入海”令，但成祖還是派了鄭和下西洋去。
此舉之緣起，或曰尋建文帝，言非無據，然所見小矣。鄭和下西洋，本不亞於漢、唐通西域，乃我民族生存空間向海外拓展，為海權意識自唐、宋以來之新覺醒，得了航海時代新風氣。那時，東西方同步發展，各有其航海時代，歐人航海，發現新世界，中國人航海，南洋成了“中國海”。
馮承鈞撰《中國南洋交通史》說，明朝以前，稱南海、西南海者，至明朝時，都已改稱為東洋和西洋了。馮著引《明史·婆羅傳》雲：“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因此，婆羅以東，稱為東洋，以西，稱為西洋。然而，馮注《瀛涯勝覽》，又以蘇門答臘和爪哇為分界，指出，“當時所謂之西洋，蓋指印度洋也”，“以爪哇以西之海洋為西洋”，而蘇門答臘“乃西洋之總路”。
由此可見，鄭和下西洋時，東洋幾乎就成為了中國內海，西洋才是新世界。“下西洋”的起點，不是中國東南沿海，而是麵向西洋的蘇門答臘島。蘇門答臘和爪哇以東，包括台灣和琉球，都屬於東洋，都在中國的主權範圍內，在此範圍內，鄭和可以立國王，出了這個範圍，才是下西洋。
鄭和七下西洋，打了兩仗，都打在蘇門答臘島上，因為下西洋的關鍵，就是控製這個島，並以此為據點，進取西洋。有人說，鄭和下西洋，做的都是賠本生意，此言差矣。鄭和沿途賞賜寶物，表麵上是維持朝貢貿易，實際上是以貿養戰，以貢助戰。一支兩萬七千多人的海軍，遊弋海上，需要多少給養？食物和淡水不可能全帶來，沿途采辦，除了靠支付手段，如瓷器、茶葉等，還要靠製海權。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支真正的航海遠征軍，開辟了中國曆史上的海權時代。遺憾的是，鄭和率領的中國艦隊，到過紅海，卻沒有進入地中海，沿非洲大陸東岸南下，到了好望角，卻沒有繞過好望角奔向大西洋。
此為東西方運會轉折點。東方帝國的航海時代及其海權思想，從此就開始衰落了。
明中葉以降，歐羅巴諸國，揚帆東來。從此，中國人才知道，還有大西洋存在。所以，將原來的西洋，改稱為“小西洋”了。歐人從大西洋來到小西洋，過蘇門答臘島和馬六甲海峽，進入南洋，那時，閩、廣之民先來，對歐人是歡迎的，徐氏《瀛環誌略》稱他們為“歐羅巴之東道主也”。
朱棣、鄭和以後，中華帝國的海權思想便失落了，而民間海權思想卻在興起。
嘉靖年間，閩人吳樸著《渡海方程》，就提出要在海外置都護府，開市舶司。
《渡海方程》於嘉靖十六年首印，為我國第一部刻印的海運水路簿，比歐州第一本水路簿《意大利口岸簿》早四十七年，全書分上下兩卷.，上卷以長江口的太倉劉家河即鄭和下西洋的出發港為開洋出發點，分南北兩條航線：南線經南海，印度洋，抵波斯灣的忽魯謨斯國；北線經黃海，渤海，抵鴨綠江出海口。真可謂從東洋到西洋，從南洋到北洋，八萬裏水路，要設多少督護府？這樣的眼光，已超越海防，含有了以海權立國的思想。海防背靠沿海，以海岸線為依托，海權，則跟著海外貿易走。
航海往西南去，至忽魯謨斯國，據說，鄭和七次下西洋，其中有三次到了忽魯謨斯，還將其作為基地，從那裏派遣分艦隊赴紅海和東非。有人說，忽魯謨斯在波斯灣與阿曼灣之間的霍爾木茲海峽中，是一個離海岸不遠的海島。也有人說，忽魯謨斯，就是霍爾木茲的音譯，就是那時的伊朗。
把海權伸到波斯灣，如此想法並非破天荒，鄭和下西洋已經這麽做了，吳樸的海權思想，可以看作是對鄭和下西洋行動的一次曆史性的總結。據說，吳樸《渡海方程》，就是在對鄭和下西洋的針路和十五世紀以來流傳於民間的諸多水路簿進行綜合整理的基礎上形成的，對於沿海山形水勢，航路遠近，水道深淺，都有記述，並附有山嶼識別圖。書分經、圖，“經”以記海國裏程，且述其海權思想，“圖”以誌海中山嶼，為航海標示。後來，“經”入《順風相送》，“圖”入《鄭和航海圖》，原著消失了。
從鄭和下西洋到吳樸著《渡海方程》，約一百來年，從《渡海方程》到茅元儀著《武備誌》，亦將近一百來年，《渡海方程》刊印前，以鄭和下西洋為標誌，中國有過一個海權時代，吳樸的海權思想，便是這時代的反映。《渡海方程》刊印後，“籌海派”興起，以鄭若曾撰《籌海圖編》為代表。
吳樸的海權思想，源於閩地故鄉——漳州詔安梅嶺，那裏是海灣吞吐之域，海商往來口岸，海盜出沒所在，川流不息的下海者，前赴後繼的耕海人，“或出本販番，或造船下海，或勾引賊黨，或接濟夷船”，吳以布衣混跡其間，“於天文地理，古今事變，四夷山川，道路遠近險夷，無不在其胸中”，曾從征安南而返，因議海禁，被誣入獄，竟以囹圄之人，囚徒之身，奮起而為中國海權立言，所著《渡海方程》，憂憤如屈原賦《離騷》，傷心如太史公作《史記》，其深心可掬，懸膽如瀝，泣血而悲矣。
吳欲以海權向海外發展，故以長江出海口為中心，東北至鴨綠江出海口，西南至波斯灣，一如百年前之鄭和下西洋，欲於此遼闊海域，賦予其一個強有力的“國家理由”，而其海權思想，則欲以製度化的都護府和市舶司，將鄭和下西洋以來所賦予的“國家理由”，從軍事和貿易兩方麵坐實。
但他主要還是表達了來自民間的立場，反映了民間海洋力量，猶如馬漢一樣。
馬漢認為，一國海權興衰，取決於該國的民間海洋力量，一國從事與海洋有關職業的人數多寡，從來就決定著該國海上權利的大小。我們以此來看明清兩朝，怎麽禁都禁不住的，如潮水般出海的閩人，來看遍布南洋和西洋各地的華僑，他們無疑是中國海權的最重要的力量，可明清兩朝，不僅沒有為他們的存在賦予一個強有力的“國家理由”，反而把他們當作“天朝棄民”，國家亂黨，必欲置之死地。王朝如此，這在馬漢看來，無異於自棄海權，因為，幾乎所有海權，都以民間海洋力量為基礎。
馬漢指出，靠君主專製，當然也可以組建起一支純粹軍事性質的海上力量，可經驗證明，這樣的海軍就如同沒有根係的植物一樣，不久就會枯萎。以之論鄭和下西洋，豈非正是如此？
格勞秀斯《論海洋自由》告訴我們，海洋為人類所有，沒有哪個帝國能占有大海，沒有一個帝王能統治海洋。天下觀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有河流，卻沒有海，王權統治河水，對海水卻無能為力，我們曆數古往今來那些最貪婪的帝王，有誰能將海水變成他們的“王水”呢？
因此，專製王權對於海有著天然的反感，這不光是由於海之大顯出王權的小來，更由於王權本身就與海的本質格格不入，海的本質是自由，那些出海者，從“王土”出走，自覺不自覺，都走在海的本質——通往自由之路上，這在王權看來，便是自絕於天朝，流落於番邦，甘願為棄民。
而《渡海方程》，卻是一本為出海者提供針路、海圖，還要求朝廷為航海賦予“國家理由”的書。吳樸認為，朝廷這樣做，最起碼有兩個好處，一來尚武，於所在海域多設都護府，可以鞏固海防，伸張海權；二來重商，於通商口岸多設市舶司，能廣開稅源，增加貿易收入，使海路變成財路。
對於這些顯而易見的好處，朝廷怎會不見？但是，這些好處，同民間海洋力量的成長比較起來，對於朝廷來說，根本就不算什麽，朝廷對民間海洋力量的恐懼，更甚於從海洋獲取利益。
不管怎麽說，王權主義確有遠見，如果放任民間海洋力量成長，並賦予了“國家理由”，而使其有合法性，那麽促使中國三千年來一巨變，就不要等到歐人東來，早在東南沿海一帶就發生了。
王權的形態是家天下，王權的著眼點，首要的，並非國家利益，而是家天下的安全。民間海洋力量成長，雖然於國有利，但是否有利於家天下，尤其是家天下的安全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
最怕三千年一巨變的，不是民間，而是王權，這麽一變，也許就變掉了王權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信念，變掉了由王權賦予王朝政治文化的“君綱”至上的價值觀。王權之於“變”，本來就敏感，對於“變”的因素的掌控，尤其對民間海洋力量消長因素之預控，亦可謂防微杜漸，頗有遠見。
吳樸“議海禁”，此其所以入獄；《渡海方程》為出海者立言，此書之所以失傳。
而那些出海者，即所謂“福建沿海奸民”，就是促使中國“三千年來一巨變”的內因。
我們已經習慣於認為巨變來自西方，並歸咎於歐人，歸咎於他們的船炮和傳教士，還有鴉片和上帝，但仔細一想，就發現，不是所有歐人都能使中國巨變，那些屠殺華僑，與明朝、清朝合作的西班牙人、荷蘭人，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隻有利用了中國民間海洋力量的英國人，帶來了巨變。
想知道倭患是怎樣消除的嗎？論慣例，我們首先就會聯想到戚繼光、俞大猷等人，以為他們善剿，才使倭寇消失。其實不然，鄭若曾論海防之策有二，一曰“禦海洋”，一曰“固海岸”。戚、俞等人，未能禦倭於海洋，亦未能拒倭於海岸，海權非其所有，海戰非其所長，故引倭上岸，聚而殲焉。
若以籌海論，戚、俞皆未入流，然以抗倭言，他們卻守住了國防的底線，亦屬難能。
如鄭所言，以廣船、福船巡海，就可以“禦海洋”和“固海岸”，何以非要引倭上岸，打個魚爛河決呢？如果是國的交戰，不妨如鄭所言。例如，萬曆年間，明海軍與倭國在朝鮮決戰，就是一場典型的“禦海洋”之戰，明海軍取得了勝利。可如果交戰方的主體處於模糊狀態，僅僅是被冠以“倭寇”之名的本國民間海洋力量，那麽戰爭的性質就是內戰，戰爭的形式就不可能采取“禦海洋”和“固海岸”。
後來，明朝招安了鄭氏海商軍事集團，使民間海洋力量，有了合法身份，這樣一來，不僅“倭寇”消失了，連“海上馬車夫”荷蘭人都屈服了，朝廷的籌海經略多半也就成了紙上談兵。
朝廷不要海權，可出海人要。於是，東南沿海一帶，紛紛興起海商武裝集團。這些集團，較之倭寇，大有改觀，他們在更為廣闊的世界裏和更加開放的條件下，分享了世界地理大發現成果和經濟全球化利潤。朝廷不知新大陸，不知銀子來路，他們知道；朝廷靠“澳門—馬尼拉”航線由西班牙人做轉口貿易，而他們卻走東洋下西洋做自由貿易。正是出於對自由貿易的需求，他們懂得了海權的重要。
不是一代王朝，而是一介海商，代表了中國的一個海權時代，那是鄭氏海權時代。
可慣於招安的鄭芝龍，又被清朝招安了，中國民間海權運動遂轉向其子鄭成功。
清軍入閩後，父子二人有一番對話，見於《台灣外記》卷二，兒勸父曰：“吾父總握重權……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開海道，興販各港，以足其餉。然後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矣。”
以海權爭天下，這樣的主張，在中國是破天荒。此前，鄭成功以“通洋裕國”向隆武帝進言，以之為國策，這在政治思想上，亦從未有過，而且還賦予了一個“國家理由”——反清複明。
他以這樣的“國家理由”收複了台灣，接著，就派使者到呂宋去，向西班牙總督遞交國書，譴責其屠殺華僑的罪行，並聯絡各地甲必丹——華僑首領，要他們斷絕同呂宋貿易。須知，華僑勢力，是中國民間海權的一部分，華僑勢力消長，就意味著中國民間海權的進退。鄭氏時代，中國民間海權的基礎，不光在東南沿海，更分布在南洋一帶，所有進入該海域的列強，都進入了鄭氏的海權範圍
對於民間海權，清朝視為大患，滿人占有國土，尚未擁有海權，南明退到海邊，欲以海權抗爭。為滅民間海權，清朝不擇手段，海禁以外，厲行遷界。康熙三次遷界，從山東到廣東，沿海居住民都被遷走，寸板不許下水，片物不許越界，為者殺無赦。適逢西班牙人屠華僑，助滅民間海權。那時清朝，身份為異族，還是入侵者，其屠殺國人，不遜於歐人屠殺華僑，其欲扼殺中國民間海權更甚。
而鄭氏，則欲以此民間海權，占台灣，取呂宋，繼而奪爪哇，控製台灣海峽和馬六甲海峽，然後聯日，“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可憐這樣一個偉大的海權夢，因鄭氏先崩，沒有“成功”。
鄭氏信心滿滿，坦言：“東西洋餉，我所自生自殖者也；進戰退守，綽綽餘裕。”
鄭氏居一海島，養兵十萬，戰艦數千，以“通洋裕國”，而財用不匱。且以洪門深入內地，遍植會黨，布下星星之火，此伏彼起，漸成燎原之勢。辛亥革命，非從天降，其來有自矣。清朝禁海遷界，以困鄭氏，反使鄭氏獨操通洋之利，“中國各貨，海外人皆仰資鄭氏”，鄭氏反而“財用益饒”。
蕭一山推崇鄭成功，他在《清史大綱》中，以鄭氏為中國近代民族革命第一人，書之“民族革命之醞釀”一章，開篇就說：“在中國曆史上有一個人不能不大書特書的，就是鄭成功。”
遺憾的是，這個在航海和自由貿易中成長起來的鄭氏“海商—軍事複合體”，雖然有著足夠的資本和武裝力量，卻沒能以海權立國體，沒有像荷蘭東印度公司那樣，走在如麥尼爾所說的資本主義道路上，向著民主共和國的目標遠航，反而背道而馳，走向以王權自立。共和國興起，要靠自由貿易和保護自由貿易的武力，還要從自由貿易裏發展出自由主義，沒有自由主義，鄭氏家族走不出王權樊籬。
可中國近代政治思想走出王權走向民權，那第一步，就走在了民間海權思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