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北宋社會發展雖長期受到邊境戰爭的製約，但還算相對長治久安。國家安定促進了經濟繁榮，城市化進程加快，城鎮數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脹，城市手工業、商業和運輸業、服務行業逐漸擴張，這些蓬勃發展的產業為居民提供了從業機會與收入來源，也興旺了北宋城市的商品經濟。北宋的官吏階層及其家庭，是城市居民的主要構成之一。北宋官員的“月俸”包括貨幣、糧食、絹、薪、蒿、炭、鹽、茶、紙等物品。“奉錄自宰臣而下至嶽瀆廟令，凡四十一等。”其中貨幣收入，最高的“宰相，樞密使，月三百千”，最低的吏大約每月貨幣收入為500錢。其中有三百千、二百千、百二十千、九十千、八十千、六十千、五十五千、四十五千、三十五千、三十千、二十九千、二十千、十八千、十七千、十五千、十四千、十三千、十二千、十千、八千、五千、三千、二千、一千五百、一千、七百、五百等級別，譬如：“河南府河南、洛陽縣令，三十千。諸路州軍萬戶已上縣令，二十千；簿、尉，十二千。七千戶已上令，十八千；簿、尉，十千。五千戶已上令，十五千；簿、尉，八千。三千戶已上令，十二千；簿、尉，七千。不滿三千戶令，十千；簿、尉，六千。”（《宋史－職官－奉祿製上）
對於縣級以下的官吏來講，月俸9000～3000錢便屬收入微薄之列，假如家庭人口較多，那麽必須“兼農商之利”才能養家糊口，即家中必須有其他的勞動者，從事“農商”等職業以添補生活開。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說：“方今製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蘇洵老年時，曾上書韓丞相“乞一官職”。“跑官要官”目的是希望得到微薄的俸祿養活家庭，他說：“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複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況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上韓丞相書》）可以看出，如果城市家庭每月有7000～6000錢收入，雖然不算富裕，但這樣的家庭就能夠維持大致的生活消費了。役夫收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下層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宋史－食貨－布帛和糴漕運》記載了元豐四年役夫的收入水平，如均州、鄧州三萬人，為鄜州、延州運輸軍用物質，“日米錢三十、柴菜錢十文，並先並給”；而陝西都轉運司從“諸州差雇車乘人夫”，“人日米二升、錢五十”。《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四十三）雲：元豐七年，“詔：鄜延、環慶路如有合興工城寨，許和雇人，日錢百、米二升，禁軍願就雇者聽。”大致是，每個勞役每月可收入1500～3000錢，米60升左右。但是，有些參與特殊工程項目的役夫，工價較高。譬如元祐元年，蘇轍在奏章中說：“臣竊見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澀，沮隔官私舟船。……民間每夫日雇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得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七十）可見，當米價較低時（如鬥米80錢以下），每夫日雇200錢比每日100錢、2升米，其收益顯得要高一些。
醫生也是城市居民中收入比較穩定的群體。王安石在《處士征君墓表》中稱讚一個姓杜的醫生，會寫詩詞文章，行醫則“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杜醫生在自己的寓所為人看病，“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看來杜醫生非常講醫德，不願多收錢，甚至減免窮人的錢，如果願意多看病，收入本可多一些，每月收入在6000～10000錢左右應該不成問題。
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工商業活動，商人是城市居民中收入較高的群體，而富商的收入則遠遠高於許多官吏的收入。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必然與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呈正相關關係。北宋的首都東京（汴梁）是當時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人口最多、經濟最繁榮的都市，也體現著當時最高的消費水平。孟元老自崇寧二年（1103）至建炎元年（1127）北宋覆亡，曾在東京共生活了23年，他在撰寫的《東京夢華錄》一書的《序》中描繪東京說：“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幹戈”，“舉目則青樓畫閣，棱戶珠簾，雕車競爭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禦路”，“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鹹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皰廚”。蘇軾亦曾指出：“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蘇軾集－策別十七首（之四）》）東京興旺發達的手工業、商業和運輸業、服務行業，不僅為消費者提供了高的消費服務，而且也為從業者帶來高的經濟收入。
通過北宋的商業稅收，可從側麵反映工商業的規模與商人群體的收入水平。北宋的商業稅率是：“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宋史－食貨－商稅市易均輸互市舶法》）崇寧元年，右仆射蔡京指出：“祖宗立禁榷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宋史－食貨－茶下》）崇寧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指出：“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諸處雜收錢一百餘萬。”（《宋史－食貨－會計》）若采用“住稅”的標準，即“每千錢算三十”來度量，崇寧時期“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反映的工商業的規模大約在3340多萬貫，全國經濟最興盛時期的工商業規模（諸州商稅）大約在16670萬貫左右。
北宋社會的城市消費水平
北宋從建隆元年（960）建立政權，到紹興三十二年（1162）覆亡，長達202年。在這樣長的一個時間段裏，社會發展有動蕩期也有平穩期，年成有豐收期也有災荒期，要係統地探討社會的消費水平，存在很大的難度，這裏隻能擷取部分斷麵，來看處於相對穩定發展階段的社會消費水平。
3.1城市建設的消費水平
水利工程：熙寧十年秋天，黃河在澶州曹村埽決口，大水淹至徐州城，經奮力抗洪，城市得以保全。明年，國家撥專款改建徐州“小城，創木岸四”，填平了為攔洪築堤、在城內取土形成的15個巨型大坑，重修了“澶州靈平埽，水不複至”。蘇軾《獎諭敕記》記載了該項工程的開：“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徐州水毀建築修複加固工程，應該屬於北宋大中型水利建設工程，國家專項開達3044萬，米1800餘斛（宋代1斛=5鬥），累計用工7043人。
北宋時，杭州錢塘江航運，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潮水與江中礁石的威脅。先是，“章獻皇後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險，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爾後，為了解決“長淮之險”，又興建了“龜山河”工程，“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雖然減輕了航運之患，但問題未能徹底解決，江中仍有“浮山之險”。蘇軾任杭州郡守，“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浮山峙於江中，來往船隻觸礁沉沒，“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蘇軾根據采訪與實地勘察，提出了開鑿“石門運河”工程，並山而東，由大慈浦北折至小嶺，“鑿嶺六十五丈”，“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大約需要二年能夠建成。福建、兩浙士民，聽說要“開石門”，“萬口同聲，以為莫大無窮之利”。（蘇軾《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2）文化設施工程：興建學校是北宋時期全國普遍開展的文化工程。慶曆四年三月，“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吉州舊學在夫子廟，校舍狹窄，擬新建學校，籌集到社會捐資“錢一百五十萬”，用勞力“二萬一千工”，“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新校建成後，學者常有300多人。歐陽修稱讚吉州學舍說：“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遊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吉州學記〈慶曆四年〉》）蘇軾在《南安軍學記》中談到南安軍郡治的學校建設經過，他說“南安之學，甲於江西”，校舍建設“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該項工程屬官修民助工程，據稱民間捐贈了大量的錢款（沒有說明具體的數額），而官方投資為“錢九萬三千”貫。
寺院建設。徐州薦誠禪院，建有“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繼而又建造“五百羅漢”，花費“錢五百萬”，平均每尊羅漢的造價為1萬，蘇軾專門作《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認為：“論首，作事難；作首，成事難。”“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錢塘、臨安縣所管“錢氏墳廟”，由於廟宇舊屋“木植朽損”，“一百餘年不曾修治，例皆損塌”，修複工程費用為“一萬二千八百九十貫九百九十九文”。（蘇軾《乞樁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湘潭縣藥師院建造“釋迦佛、十八羅漢塑像”，歐陽修說“凡用錢二十萬”。（《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景祐三年〉》）
（3）公署、營房修繕工程：蘇軾在任杭州知府時，杭州公署“官舍城門樓櫓倉庫”“大段隳壞”，“使宅樓廡，欹仄罅縫，但用小木橫斜撐住，每過其下，栗然寒心”，“軍資甲仗庫，尤為損壞”，“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蘇軾奏請修繕“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需要開“四萬餘貫”。（蘇軾《乞賜度牒修廟宇狀》）
元祐八年十月，定州駐軍曾修建營房四所：一是“修蓋營房共四千一百一十七間，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七千六百九貫六百八十文省”；二是“修蓋營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間，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五千五貫二百八十一文省”；三是“修蓋營房一百一十八間，並合添井眼，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五百五十八貫一百六十七文省”；四是“營房共一十六間，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七十四貫六百一十二文省”。每間營房的造價大致為4.63～4.03貫錢。（蘇軾《乞降度牒修定州禁軍營房狀》）
（4）城廓建設工程：“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蘇軾提出“展築外城”工程，即：“展築外城一十一裏有餘，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萬有餘工，每夫用七十省錢，召募雇夫及物料，合用錢一萬九千餘貫，約五年畢工。”（蘇軾《乞罷宿州修城狀》）
（5）漕船工程：北宋為了保證京城汴梁的糧食供應，需要調撥江淮大米，南糧北運要仰仗江南的漕運業。漕運一般以“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載重量“一千石”的漕船，“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蘇軾《論綱梢欠折利害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