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
造船術起源古老。在原始社會，人類已懂得“刳木為舟，剡木為楫”①。千百年來，它始終是各個時代，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經濟和技術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尺。宋代造船業的發達，同樣反映了當時經濟的巨大增長，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
宋代造船業分官營和私營兩類。因記載的欠缺，私營的性質、規模和分布情況已不大清楚。
宋朝官營手工業屬非自由資本主義性質，其工匠的身份比較複雜。有配隸的犯人，他們身份最卑賤，“晝則重役，夜則鏁鋜，無有出期”②。有廂軍，招兵時“有手藝者試驗，改刺充工匠”③。他們須“刺破手、麵”，即在臉上或手上刺字，④實行軍事編製，住在“營房”⑤。此外，還有民間輪流徵發來的工匠。各類工匠都無自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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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易·係辭下》。
②《宋會要》職官43之176。
③《長編》卷467元祐六年十月丙子。《慶元條法事類》卷7《監司巡曆》也有類似記載。
④《宋會要》職官16之9。
⑤《宋會要》職官29之7。
言，如“厭倦工役，將身逃走”，須追捕辦罪。①
官府對民間徵發來的工匠，原則上實行“和雇”，支付“工錢”。如不願在官府做工，有時可出“買工錢”贖免。②對廂軍和招刺的工匠，也按募兵製的規定，發放錢、糧和衣裝。顯然，這些人雖都從事雇傭勞動，卻是強製性的。
這是官營手工業的一般情況。官營造船業的情況也並不例外。
北宋仁宗初年，湖南路轉運使上奏，要求將“諸州雜犯配軍”“悉送潭州”，從事水運、造船等重役。③
溫州造船場有“兵級”247人，南宋初，裁減為100人，裁撤者“撥歸本州充廂軍役使”④。南宋高宗時，江西路洪、吉、贛三州的官營船場各有“工役、兵卒二百人，立定格例，日成一舟”⑤。這裏的“工役”，則可能是指民間徵發的工匠。
一人幹一天工作，謂之一“工”。這種計算勞動量的單位，前代已有。到了宋朝，因“和雇”工役的普及，用“工”計算勞動量，論“工”付酬的情況極為常見。⑥南宋寧宗末年，鄂州造船三十艘，官員們報告朝廷，說預計用45，730工，⑦說明鄂州“和雇”了民間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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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會要》職官16之9。
②“買工錢”一詞見《宋會要》職官16之16。
③《宋會要》刑法4之68。
④《宋會要》食貨50之11。
⑤《宋會要》食貨44之7，48之7。又據宋孝宗時趙善括《應齋雜著》卷1《船場綱運利害劄子》說：“江西上遊”，“置立船場”，“歲額船二百艘”，“兵匠百人”。
⑥《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卷上，建回沙閘：“石匠工錢：每工支官會(紙幣)二貫八百文，米二升二合”；“雜夫：每工支官會一貫五百文”；“砌粗石：每工支官會二貫三百文”。
⑦《宋會要》食貨50之35。
“和雇”工匠的普遍，反映了生產關係的變化，與強徵的無償勞役相比，是曆史性的進步。但總的說來，處在中古後期的官營手工業，已日益成為發展生產的桎梏。強製的雇傭勞動，本非工匠所願，何況減克工錢，折磨以至虐殺工匠的事層出不窮，工匠們起而反抗也史不絕書。官僚機構腐敗，貪汙和舞弊的現象更極其突出。①
官營船場的產品有綱船(漕運船)、座船(官員客船)、戰船、馬船(運兵船)等類，供官府自用。北宋以綱船為主。到了南宋，運河漕運額銳減，綱船產量隨之下降；因防江防海的任務突出，戰船的產量與質量都有提高。
宋朝官營船場分布很廣。北宋真宗末年，綱船年產量為2，916艘，其中江西路虔州(後改名贛州)、吉州計1，130艘，比例最大。②至北宋後期，兩浙路溫州和明州躍居第一，額定年產量各600艘，而江西路與湖南路的虔、吉、潭、衡四州共723艘。③
關於私營造船業的情況，這裏隻介紹東南沿海的一鱗半爪。
南宋政府曾在福建路與廣東路設立船場，到宋孝宗時即予撤銷。④這裏的官營造船業不發達，私營造船業卻在繁榮的國內外貿易的沃土中滋生，根深而葉茂。南宋官員上奏說：“漳、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而已。”⑤可見福建沿海的四個州、軍都有私營船場。官府一不生產商船，二不經營海外貿易。最近發掘的泉州南宋海船，裝載很多外貿輸入品，應是民間商船，屬私營造船業的產品。
①關於官營造船業腐敗的情況，可見《乖崖先生文集》卷11《申堂自陳狀》，《應齋雜著》卷1《船場綱運利害劄子》，又《宋會要》食貨50也有零星記載。
②《宋會要》食貨46之1，虔州，《宋會要》原作處州，乃是刊誤。今據《文獻通考》卷25改正。依各州造船數相加，為2915艘，與總額差1艘。
③《宋會要》食貨50之4，職官42之53。
④《宋會要》食貨50之27。
⑤《宋會要》刑法2之137。
“福建、廣南海道深闊”，不象兩浙路明州一帶，是“淺海去處，風濤低小”，地理條件促使人們造較大的海船。①廣東路地曠人稀，開發頗差，經濟落後，故造船技術並不高明。船舶往往不用鐵釘和桐油，“皆空板穿藤約束”，而以乾茜草填塞藤縫。②福建路人煙稠密，經濟水平頗高，造船技術相當精湛。《三朝北盟會編》卷176記載：“海舟以福建為上。”當時稱福建船為“南船”。③按北宋的慣例，遣使航海去高麗，不就近於北方招募海船，要“先期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④，說明這兩路的海船業居全國之冠。尖底海船吃水深，抗風浪能力強。從文獻記載看，福建和兩浙都使用尖底海船，新發掘的泉州海船更提供了實證。南宋孝宗初，張浚的都督府下令“明、溫州各造平底海船十艘”，遭到明州造船者的反駁，說：“平底船不可入海!”⑤
由於造船業的發達，宋朝海運量也相當可觀。南宋初，官府從廣東路潮州發運三萬石糧到福州，每一萬石為一“綱”，共計前後“三綱”；而另一支船隊則載糧直達溫州。⑥另一回，又計劃由廣東“收糴”十五萬石糧，“差雇舟船”，“運至福、泉、漳州”，結果廣東直接把糧米輸送臨安，而“無陳腐濕惡”⑦。福建的海船數目更多，“綱運皆由海道”，頻繁地“差雇海船”。為防江防海，將“福建路海船頻年召募把隘，多有損壞，又拘靡歲月，不得商販。緣此民家以有船為累，或低價出賣與官戶，或往海外不還，甚者至自沉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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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會要》食貨50之18載，在明州一帶海麵使用的紉魚船，不能用於福建沿海，須另造載重加倍的戰船。
②《嶺外代答》卷6。
③“南船”一詞見《宋會要》食貨50之30，刑法2之102。
④《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客舟》。
⑤《宋會要》食貨50之20。
⑥《宋會要》食貨43之18，47之16。
⑦《宋會要》食貨40之20。
是宋廷改變辦法，將闊一宋丈二宋尺以上的海船，“每縣各分三番”，一年“把隘”，“二年逐便經紀”，闊一宋丈二宋尺以下的船則負擔綱運。①以上事例反映了私營海船場產量之高。
自唐以來，廣州長期是對外貿易的中心。泉州設立市舶司，已在北宋後期，上距開國達一百二十餘年。但後來泉州的國內外貿易扶搖直上，超過廣州，成為世界著名商港，應與比廣州先進的造船業有關。從國內來說，如廣西路的海南島，“泉舶”就每年必到，以酒、米、麵粉、紗、絹、漆器、瓷器等貨物，與黎族人民交換土特產。②在國外，泉舶也乘長風，破巨浪，行駛於當時的天涯海角。最近發掘出的這艘遠航歸來的貨船，就是介紹泉州造船業的無聲發言人。
大海船不可能是家庭手工業或小作坊的產品，估計宋代沿海的私營船場應具相當規模。私營船場的性質缺乏記載，按當時的一般情況推測，使用奴隸勞動的可能性很小，而雇傭工匠的情況則不能排除。
由於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造，使宋代的造船技術有很大的進展。
首先，在海船上廣泛地使用指南針和羅盤，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北宋的《萍洲可談》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南宋的《諸蕃誌》和《夢粱錄》對此都有記述，此處不詳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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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峰文集》卷5《漳州到任條具民間利病五事奏狀》，《宋會要》食貨50之13。
②《諸蕃誌》卷下。
在動力方麵，除帆和槳外，南北朝的陳代發明的踏車得到了推廣和提高。《陳書》卷13《徐世譜傳》說：“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此處的“水車”應即是後世的車船。李綱說，荊湖南、北路一帶的車船“其大有至三、四十車者”，每車有兩個輪，“鼓蹈雙輪勢似飛”，“施於大江重湖，以破長風巨浪，乃其所宜”①。南宋初有一種“飛虎戰艦，傍設四輪，每輪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裏”②。楫就是翼片，每輪有八個翼片擊水。每一雙翼輪設於船舷兩側，貫軸一根，謂之一“車”。船艙裏的軸上當設有踏板，供人“鼓蹈”。估計踏車的發明與農田用的水車有關。飛虎戰艦是小船，隻兩車四輪，每車兩人蹬踏，即可“日行千裏”。如果是三、四十車的大船，每車的蹬踏者恐怕不止兩人。有的船還實行車、槳並用，在宋孝宗時，建康府就造了一種“一車十二槳四百料戰船”③。車船不能航行淺水，也未用於航海，其優點是速度快。在煙波浩渺的洞庭湖，楊麽軍曾以車船痛擊官軍。在著名的采石之戰，南侵的金軍麵對“迅駛如飛”的車船，隻能望江興歎。④車船裝備了最原始的螺旋槳，是近代明輪汽船的祖宗。
杜甫詩說：“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⑤撇開詩的誇張，可知唐朝已使用“斛”作船舶的載重單位。宋朝更多地使用“料”的概念。宋太宗時，已有“千料船”和“千料已下船”的記載。⑥關於料的含義，且引兩條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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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豁全集》卷29《教習戰艦五絕》序：“長沙有長江重湖之險，而無戰艦水軍。餘得唐嗣曹王皋遺製，創造戰艦數十艘，上下三層，挾以車輪，鼓蹈而前，駛於陣馬。募水軍三千人，日夕教習，以二月十八日臨清門按閱，旌旗戈甲一新，觀者如堵。成五絕句以誌之。”卷103《與宰相論捍賊劄子》，卷121《與呂安老龍圖書》。
②《要錄》卷56紹興二年七月丁醜。
③《宋會要》食貨50之22。又據食貨50之28載，有一種馬船，“暗置女頭(護板)、輪、槳，使可折卸”。要隨時拆卸，技術上更不易，食貨50之33記載一種“鐵壁鏵觜船”，“兩邊各安車二座並槳三枝”。
④《會編》卷238，239，241，242記載了宋軍使用車船的情況。
⑤《全唐詩》卷229《夔州歌十絕句》。
⑥《宋會要》食貨42之2，46之3。
“(宋徽宗政和三年)九月十三日，兩浙轉運司奏：……緣本路所管綱船並是三百料，與他路大料綱船不同。……每船一隻，裝米二百四十石外，有六十石力。”①
“(宋高宗)建炎四年七月三十日，戶部言：……且以五百料船為率，依條八分裝發，留二分攬載私物，如願將二分力升加料裝糧，聽。八分正裝計四百碩，每四十碩破一夫錢米；二分加料計一百碩，舊法每二十碩破一夫。”②
按漕運製度，允許雇募來的水手艄工附裝二分客商私貨，如二分載重量也裝有官物，每二十石可增加雇一人的錢米。由上引計載可知，料和斛、石實際上是一回事。沈括說：“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為法。”⑧當時船舶載重，“皆以米為準”④。一石米為92.5宋斤，約合110市斤，這就是一料的載重量。
“料”的原意是指材料、物料，所以轉用為載重計量單位，大概與船舶設計有關。當時設計船舶主要以載重多少石為準，再依據行江航海等實際需要，計算長度、寬度等等數據，畫成“船樣”(圖紙)。並且估算用料若幹，人工若幹，共計造價若幹，以便官府支撥錢糧。如船舶造得好，宋廷往往向別處船場頒發“船樣”，命令仿造。⑤載重量大的用料多而大，載重量小的用料少而小，久而久之，“大料”和“小料”就成了載重量大小的代名詞。⑥由此可知，宋代造船業從設計到施工，已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有了一套科學化的工作程序。能把載重多少作為設計指標，沒有相當純熟的工藝水平，顯然是辦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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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會要》食貨45之4，49之29～30。
②《宋會要》食貨43之16，47之15。
③《夢溪筆談》卷3。
④《武經總要》前集卷11：“凡水戰以船艦大小為等勝，人多少皆以米為準，一人不過重米二石。”事實上各類船舶都是如此。
⑤《宋會要》食貨50之34：“溫州言：製置司降下船樣二本，仰差官買木，於本州有管官錢內各做海船二十五隻。”
⑥《宋會要》食貨50之13有“小料”、“大、小料”的名稱，前引的正文也有“大料綱船”的說法。
泉州發掘的宋船估計載重為200噸，約折合宋時3636料，由於計料都用整數，應是三千六百料的海船。《夢粱錄》卷12《江海船艦》載：“海商之艦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一般大船載重約275噸，比這艘船更大。五千料決非大船的極限。北宋神宗時，荊湖地區有一艘內河“萬石船”，“錢載二千(應為‘十’)萬貫，米載一萬二千石”①，其載重約660噸。宋神宗派使節去高麗，命“明州造萬斛船二隻”。②宋徽宗時出使高麗，又造了兩艘更大的海船，號為“神舟”。《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沒有交待神舟的載重，但不妨與同行的六艘“顧募客舟”作比較。這六艘船各“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神舟之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皆三倍於客舟”⑧。如按長、深、闊各三倍於客舟計算，其容積和載重應為二千料船的二十七倍。當然，這種簡單化的計算與實際必有誤差；如作保守的估計，神舟也應是二萬料以上的大船，載重1100噸以上。南宋時，內河車船有長達三十六宋丈的，④約合111米。神舟的長度約四十宋丈上下，即使以現代的眼光看，也相當可觀了。在當時，真成了“超冠今古”的龐然大物，“巍如山搬，浮動波上，錦帆鶴首，屈服蛟螭”。很多外國人聚集海岸，觀看遠航的友好使船，“傾國聳觀”，“歡呼嘉歎”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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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畫墁集》卷8。據《宋史》卷180《食貨誌》，一貫錢重五斤。二十萬貫合百萬斤，大體相當一萬二千石米的重量。
②《說郛》卷37《倦遊錄》。
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客舟》。
④《老學庵筆記》卷1。
⑤《官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神舟》。
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造大船極其不易。南宋初，命撫州造二十二宋丈車船，“法當用材四丈有餘，此材非深山窮穀中無有”，砍伐後“致之水濱”，相當費力。①廣西路欽州出產一種烏婪木，最宜做數萬料大船的舵，“縝理堅密，長幾五丈，雖有惡風怒濤，截然不動”，“真淩波之至寶”。在本州值數百貫一根，因運輸困難，到得廣州，就漲價十倍。③
大船的結構也相當複雜，且以宋徽宗時出使高麗招募的六艘二千料客舟為例。“皆以全木巨枋攙疊而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刃”。全船分三艙，中艙又分四室。防水隔艙很早以來已由中國人首先發明，這次發掘的“泉舶”更分了十三艙。“客舟”船頭用石丁石作錨，“上綰藤索，其大如椽，長五百尺”。拋錨起錨則使用滑輪。如遇“風濤緊急”，還須加拋“遊矴”。船尾的正舵有“大小二等，隨水淺深更易”，另加設兩個“三副舵”。船舷兩側“傅大竹為橐以拒浪”。裝載人與貨，則以竹橐當吃水線，“水不得過橐”。主桅杆高十宋丈，前桅杆高八宋丈，共裝帆110幅，正風用帆，“稍偏則用利篷”。“風有八麵，唯當頭不可行”，可見是高效率的航帆。此外，又用鳥羽測風向，以鉛硾測水深，尖底船“海行不畏深”，最怕是擱淺傾覆。③這六艘船是兩浙路和福建路先進海船業的傑作。現代大海船可以看作工業技術展覽會，當時的大海船也同樣起著手工業技術展覽會的作用。宋朝的造船業曾在當時世界居於先進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