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峰的辦公室出來，王七步直奔停車的地方。上車後，哦不，事實上上車前他就已經知道車上的那三個貨在做什麽了。就算王七步不是聽力優於常人，沈青戈“你要不？你不要我要了”的穿透力也著實大了一些。
“什麽戰況？”上車後，王七步湊過來問。
“沈青戈輸了，一直在吵著要翻本。”魏逆就道，而這個情況是也王七步之前就預想到了的。所以也並不顯得多麽的意外。
“你有事兒？”沈青戈抬頭看了王七步一眼。然後就繼續盯著自己手中的牌了。而王七步也隻能搖頭苦笑，道“有，但是不急。就是要去看塊地然後約見幾家房地產老板。你們繼續，順便想想午飯在哪吃。”
於是當王七步一行人再次回到市區的時候，時間也是正是午飯的時間，在預定的館子吃了一頓天價工作餐後，王七步指著外麵的一大塊區域道“就是那塊地了。”
“靠，這就你知道你剛剛比了多大的地方嗎？十分之一個區？”沈青戈當時就驚了，譴責王七步這家夥也太不嚴謹了吧。
“呃，倒是沒有十分之一個區那麽誇張，但是二十分之一個區的麵積總是有的。坦白說我挺看號這裏，準備把這裏買下來然後建造一個前沿區塊。集合了這個國家最優秀的一些東西。一些名貴的店什麽的。當然，建成折後這裏的門檻也一定會很高就對了。”王七步呷了口熱茶道“精品商業的概念你們有興趣聽嗎？呃，既然已經說到這了也就不考慮你們的感受了，人總有不吐不快的時候，我想你們是能夠理解的。首先，即便是燕京在一些國家和地區人的眼中也跟村子沒有多少區別。沒有城市區，沒有真正的不夜城。這個不夜城的概念很寬泛，我知道對於我們幾個來說這裏就是不夜城半夜三點我們也可以出去光膀子吃燒烤。三點半早餐也就出了。但是對於女生呢？燕京有幾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商店？或者說更純粹的夜店什麽的？雖然沒有統計過，但是我想在現階段應該是一家都沒有的。所以，這樣不行。在我看來燕京發展一個精品區塊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不發展，就會被人笑。如果有一天住在紐約皇後區的黑人都來笑我們，那我可真就是沒臉見人了。”
“呃，你之前不是說就是想要一個幢大廈嗎？怎麽今天就變成精品區塊了。再說這得是一個多麽龐大的資金流量你想過沒有？”嶽曉晨皺眉道。王七步的種種狂想確實是非常考驗在他身邊的人的神經的。
“之前也是覺得隻建造一座大廈確實小氣了一點。正巧紐約黑手黨今天早來過電話，想和我做一比洗錢的買賣。他們問我能幫忙洗多少，我就問他們要洗多少，那二貨跟我吹牛-逼說我能洗多少就多少。我想了一下說那我洗三百億美金，電話那邊就開始罵髒話了。最後他們說隻需要洗是十五億就可以了。洗好後願意支付我們其中百分之二十五。我說這些隻是想說明我們每天都在進錢，所以在今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想著怎麽花錢很可能是我們的一個任務。”王七步就道。那語氣是那樣的認真，卻也就是那樣的欠揍。
“嗨，不就是花錢嗎。王七步你放心，這個事兒就包在我的身上了。我們可以給我們村每家房子都推到，然後蓋上別墅，電器都配全了，再送一輛小轎車。給我們村修個公園，給學校改建，建好後跟燕京的貴族小學差不多就行。然後再建一個敬老院。然後再把我師傅那間破道觀修葺一下，完全參照少林寺的大雄寶殿。”說道花錢，嶽曉晨也就滔滔不絕了起來。事實上這是些事兒隻要王七步拿錢他就是一定回去做的。
“學校和敬老院的事兒你有空回去的話就可以著手了，地方政府的工作我會讓人去知會一聲，是不會有人敢跟您玩什麽手段的。最後，你師傅就算活著也早晚會被你氣死的。你自己也說你師傅是道士，那地方是道觀，要是按照大雄寶殿那麽修會遭天譴的。不過修葺也是一定要的。”王七步就道。顯然他接受了沈青戈除了吐槽之外的一切花錢計劃。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如今的他確實要把想著如何花錢當作是一項工作去看待了。這事兒說來玄幻，但事實上王七步覺得自己一定是在新的經濟形式下第一個思考類似問題的人。
九十年代的經濟，其實是最能反應當時時代特點且具有典型性質的。其實經濟學或者任何一門社會科學，當它的“純粹”形態的普遍原理被應用於具體社會的時候，總會引出“實踐”形態的問題。現象學對純粹科學的實證主義態度的批判，對中華經濟學的意義在於它一方麵揭示出哈貝馬斯曾經強調的認知與興趣之間的知識社會學聯係，從而為經濟學的話語權力劃出合理界限；另一方麵以批判的實踐理性為經濟學提供了反思的基礎，而隻有在自身範圍內具備了反思能力的經濟科學才是黑格爾批評康德時所論述的“純粹”的科學。在當代中華對經濟學的實踐的反思引出了中華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和中華改革麵臨著的政-治經濟學問題。這些政治經濟學問題向中華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提出了嚴重挑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這一挑戰的回應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著中華自由主義的命運。
九十年代初由老人家首先加以肯定和推廣的“南中華模式”在整個90年代成為中華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不論這一模式有多少形形色色的版本，與傳統國營企業的激勵機製相比，它的製度經濟學特征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對“分立的財產權利”的保護。哈耶克晚年曾對這一產權形態如何根本性地改善著多數公民的經濟和政治權利進行了充分的論述。按照他的理解，這一產權形態以及圍繞它而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支撐體係，不應當誤解性地遵循它在西方社會的特殊曆史被命名為“私有製”或者叫做“資-本-主義製度”，而應當被稱為“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整個九十年代中華人均收入水平和現實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實質上就是這一合作秩序不斷擴展的結果。由於合作範圍在人竤中的擴展，分工與專業化便得以深化，最終產生了巨大的規模經濟效益，表現為勞動生產率和國民財富的增長。
如果生產的技術條件一樣，那麽家庭或由最左邊的曲線組描述的製度安排具有最高的代理人生產效率。但是家庭經濟能夠容納的生產的技術條件缺乏規模經濟效益，而規模經濟效益是誘致“人類合作”的秩序從家庭向外擴展的根本原因。國營企業固然使用了大規模經營的技術條件，但其製度安排下的監督成本太高，以致部分甚至完全抵銷了規模經濟效益方麵的好處。這兩種極端的製度安排的利弊就突顯出了為甚麽鄉鎮企業或“南中華模式”可以成為九十年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幾乎唯一有效的驅動機製。
鄉鎮企業之所以具有較低的監督費用，除了因為依靠本地聯係和血緣聯係能夠提供的支持外，還由於它主要地實行了保護企業主管人員的“利潤權利”的製度。鄉鎮企業有比較明確的追求財富增長速度的目標，所以由鄉鎮地方政府提供的對代理人利潤權利的保護導致了企業利潤最大化行為。
以上分析也表明，“南中華模式”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實現“產業升級”，也就是如何發展和取代國有企業具有的那種大規模經濟的技術條件，而這一問題的解決與投資機製的創新和資本市場的發展息息相關。
甚麽是代理人的“利潤權利”呢？為著經濟效率而定義的“利潤”，也就是熊比特所說的創新的利潤或“價值剩餘”。在奧地利學派和芝加哥學派的奈特看來，企業家創新行為是國民財富增長的唯一源泉。所以哈耶克認為，一個社會發展其經濟的能力歸根結柢取決於這個社會是否保護企業家的“利潤權利”，是否“鼓勵一切個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創新”，是否把創新者的利潤權利當做憲法的核心條款來實行。經濟自由是其他各項自由的基礎，創新者的利潤權利於是成為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最重要的原理之一。
效率原則在“南中華模式”裏，並且幾乎主要是通過這樣一種經濟增長方式，在整個90年代(以及80年代後期)同“公平原則”發生著衝突。這種基於“經濟增長是醫治一切社會問題的最好藥方”的理念，即“南韓的增長方式”，是主流經濟學家幾乎普遍地無視這一模式下出現的公平問題的原因。
我們必須承認，就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華社會而言，以及就整個二十世紀的中華社會而言，發展總比停滯好些，並且“發展”始終是逼迫到中國人頭上來的因此，我們必須為創新者找到“利潤權利”的合法性基礎，我們必須提出和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問題。
勞動與資本的關係是政治經濟學經典的也是核心的問題。恩格斯曾經表述馬克思的這樣一個看法：理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關鍵在於理解“勞動—資本”這一軸心關係。傳統社會主義體製向著市場體製的轉型，在蘇東各國都遇到由這一軸心關係的重建所引起的意識形態危機，而意識形態的壓力又反過來抑製著市場體製的發展。
“資本雇傭勞動”其實並不是資本與勞動之間一般的經濟關係。在許多場合存在著有效率的“勞動雇傭資本”的經濟製度(例如美國聯合航空公司)，隻要“勞動”不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勞動，而是人力資本(智力)密集型的勞動。隻是在大規模工業化階段，也就是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分工與專業化不得不采取勞動的高度異化的方式——大機器生產將人當做生產流程的零部件。隨著資本(財富)的積累和由此而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市場將被逐漸稀缺的勞動誘致去開發“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技術，從而將勞動本身解放出來。如馬克思說過的，市場蘊涵著巨大的解放力量。哈貝馬斯也正是由於看到了這一解放力量，才轉而去修正馬克思的“國家學說”。勞動的解放，與“利潤權利”的合法性一樣，是一個曆史過程。中國新左派方麵的知識份子似乎不打算承認這個曆史過程，於是才有了以“第二次思想解放”、“新進化論”、“後福特主義生產方式”等等為代表的試圖一步跨越經濟發展的“萬裏長城”的社會方案。
就目前中國社會而言，轉型期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礎仍然在於發展經濟，並使多數社會成員分享經濟發展的好處。這一點在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期中華的曆史事變中很清楚地表現出來。但是僅僅滿足於經濟發展和比較公平地(通過收入再分配手段)分享發展的成果，並不能保證轉型期政府確立其合法性。因為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要求有一個穩定的“社會中間層”，或者乾脆叫做“中產階級”。這一階層在經濟上正是“人力資本”的載體，他們最直接地分享到經濟發展的好處，從而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動者。在政治上，這一階層足以調和最上層的權勢集團和最下層的邊緣集團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從而能夠提出和維護各方都可能接受的“社會正義”並且建立理性對話渠道，而不是使社會分裂為“誰之正義？何種理性？”的戰爭狀態。
最近國內幾位社會學家的研究告訴我們，舊體製中的權勢集團通過新體製下的權力尋租活動，正在形成一個龐大的“資本權勢”關係，或者用研究者的術語，叫做“總體資本”。由於這一資本權勢關係的形成，根據這些研究者的觀察，原本剛剛開始生長的“社會中間階層”，正在被瓦解為依附於資本權勢關係的附庸集團，或者淪落為社會邊緣集團之一。這一現象正表明了缺乏適當的道德基礎的市場經濟是何等脆弱，何等容易蛻變為腐朽的官僚壟斷支配的經濟活動。今年年初，由燕京金融界一家刊物主持的持自由主義立場的資深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的聯合研討會，著重討論了這一現象及其可能的嚴重後果。在中國，“節製資本”應當被賦予當代政治經濟學的新涵義，並且應當成為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一個支撐點。
由於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改革理念中的核心地位，由於新左翼知識份子對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批評，由於中國經濟發展麵臨著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已經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中國自由主義的困境與出路問題，我在下一節簡要討論這一問題以為這篇文章的結語。
感謝九十年代後期國內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與“新左翼”知識份子之間的對話，使我們認識到自由主義在中國正處於雙重的困境之中。一方麵，中國是一個正從傳統社會主義公有製向著市場社會轉型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的“憲法精神”裏麵，還缺乏對利潤權利的尊重，並且由於利潤權利的不受保護，整個經濟的創新能力受到摧殘，這也就相應地鼓勵了權力尋租的能力和腐敗行為。因此中國自由主義者才提倡和堅持了蘇格蘭啟蒙傳統的“古典自由主義”立場，這一立場視“產權”——由洛克定義的廣義產權，即生命權利、基本自由權利、財產權利——為個人自由的最根本保障，視個人自由為最高的價值，視自由市場為文明演進的最可寶貴的製度遺產。另一方麵，中華的“市場社會”是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的市場社會，這裏極容易發生資本與權勢的勾結，從而腐蝕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因此，中國自由主義者必須堅持對主流意識形態和權勢關係的疏離和批判的態度，堅持福柯所闡釋的“啟蒙”——對權力的(包永恒的批判態度。這樣，自由主義在中國就一方麵要對舊體製對人的奴役進行抗爭，一方麵又要對新體製對勞動的異化加以批判。由於這一雙重的任務，西方古典自由主義與西方當代自由主義之間的分歧與衝突在“中華自由主義”這裏變得格外複雜，而根據西方自由主義的曆史對中國的自由主義加以分類便顯得沒有意義。也由於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這一雙重的衝突與困境，我把它叫做“中華自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