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句是“雖隔千年，華夏之心不變，夷狄亂華，汝當何為。”第二句是“夷狄倭國，妄圖以邪術斷我龍脈，今可得你之力，汝當何為？”
飛兒誕生於陶淵明時代，正是五胡亂華，十六國爭霸時代，除了異族當道亂權的元朝，那幾乎是中國曆史上，最為混亂和黑暗的一個時期，是中國西晉時期北邊眾多遊牧民族趁西晉八王之亂期間衰弱之際陸續建立非漢族國家而造成與南方漢人政權對峙的時期。「五胡」指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胡人的遊牧部落聯盟。百餘年間，北方各族及漢人在華北地區建立數十個強弱不等、大小各異的國家，其中存在時間較長和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有五胡十六國。五胡亂華破壞了中原的政權和經濟架構，但也使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漢族產生文化經濟交往。由於漢族避難從黃河流域大規模進入長江和珠江流域，史稱衣冠南渡，進一步增進了南方的百越、三苗族裔與中原漢族的文化和經濟聯係。
五胡的概念是《晉書》中最早提出的，一般泛指在東漢末到晉朝時期遷徙到中國的外族人，一般認為五胡指匈奴、鮮卑、羯、羌、氐。[1]五胡亂華的時間一般從西晉滅亡開始算起，一直延續到鮮卑魏建立。對五胡亂華的曆史作用，以及影響曆來有爭議。它是晉朝曆史上重要的現象，有學者也稱之為“永嘉之亂”、“中原陸沉”、“神州陸沉”、“中原淪陷”等名稱。這一時期，曆史學家普遍認為是大漢民族的大災難，幾近亡國亡種。
五胡亂華時期處於中國被外族侵占，北方淪陷時期，對中國曆史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首先，他是首次外族入侵中國中國北方淪陷。五胡亂華時期是中國曆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野蠻的胡人對華夏文明造成了巨大的破壞，華夏文明和中國處於生死存亡的曆史關頭。幸得有民族英雄冉閔屠胡挽救了中國，這對中國曆史發展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影響永嘉之亂以後，中國北方長期淪陷，中國政權流亡南方，建立了東晉。原先在中原地區的知識分子、農民、手工業者、商賈等也紛紛逃亡到南方，他們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的經濟和文化發展，使江南地區日漸富庶和繁華，最終取代中原而成為全國的重心。
形成了一種飽含江南特質的新興文化；而在北方殖民中國的胡人，為了更好地殖民中國，便大力的破壞中國文化，在文化上用血腥的手段逼迫中國人胡化。因此中國文化遭到野蠻的胡人的巨大血腥破壞，給隋朝恢複中國提供了難度。胡人對中原文明成果的破壞和對當地居民的屠殺，使得市民階級的發展停滯，其政治上的民族隔離鎮壓，導致手工業者在苛刻的重負束約下，無力改進生產技術，從而迫使商業資本不斷向高利貸資本轉換。
永嘉之亂以後，華北長期陷於戰爭，民生經濟大受破壞，人口銳減，晉室政權南下，改都建康，建立了東晉。
五胡亂華時，又有大量的西北諸胡和北方的鮮卑遷入中原。《晉紀》、《晉書》記錄當時永嘉喪亂，中原士族十不存一。唐編《晉書》卷65《王導傳》據說：“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這就是說，南遷的人超過了半數。留在北方的漢人紛紛建立塢堡以自保。匈奴、羯等族軍隊所到之處，屠城掠地千裏。（如《晉陽秋》殘本所稱的“胡皇”石勒一次就屠殺百姓數十萬，諸晉史中也有大量屠殺記錄，屠殺在數個州開展）石勒其侄石虎更加殘暴。
原先在中原地區的士族、仕人、農民、手工業者、商賈等也紛紛逃亡到南方去，他們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的經濟和文化發展，使江淮和江南地區日漸富庶和繁華，最終在南北朝時期取代中原而成為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
遷到南方的中原部族與當地的人民和百越各族相融合，形成了一種包含江南特質的新興文化；華北的六族（漢族、匈奴、鮮卑、羯、羌、氐）之間進行了長期混戰和廝殺，如冉閔發布“屠胡令”，漢族群起響應，幾乎將羯族殺絕，其他的胡人紛紛逃出中原，路上又因為糧食、牲畜、財產等不斷互相殘殺，死傷大半。到五胡亂華的後期，除漢族和鮮卑族仍保持其勢力與明顯的民族認同外，匈奴、羯(匈奴中的白奴)、羌、氐戰敗後或被大量屠殺，或是逐漸被同化(漢化或鮮卑化)，鮮卑族拓拔部最終獲取勝利，建立北魏之後逐漸統治華北地區。
陶淵明居士本身，就深受五胡亂華異族入侵的影響和荼毒，自然是對這些深惡痛絕的。
陶淵明大約生於東晉哀帝興寧三年（365年），出身於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做過太守。
年幼時，家庭衰微，九歲喪父，與母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裏生活。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苟合，年無誇矜，未嚐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於忘懷得意，傍若無人。”（《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淵明“存心處世，頗多追仿其外祖輩者。”（逮欽立語）日後，他的個性、修養，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裏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曆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誌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誌趣。
陶淵明少年時期有“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大誌，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懷著“大濟蒼生”的願望，任江州祭酒。當時門閥製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回家後，州裏又來召他做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做屬吏。這時，桓玄正控製著長江中上遊，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
（《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的歎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元興元年（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他在家鄉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
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一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一說陶淵明是在劉裕攻下建康後投入其幕下）。當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了他對篡奪者撫爭的意願。
他高興極了，寫詩明誌：“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裏雖遙，孰敢不至！”（《榮木》第四章）劉裕打入建康後，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經過劉裕的“以身範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先下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幹、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對他產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並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諡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經阿曲伯》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緊接著就辭職隱居，於義熙元年（405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後，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郵至，屬吏說：“當束帶迎之。”他歎道：“我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遂授印去職。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嚐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後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決心。
陶淵明辭官歸裏，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誌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歸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至今膾炙人口。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隻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
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義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縣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遷至栗裏（今星子溫泉栗裏陶村），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饑，寒夜列被眠”。義熙末年，有一個老農清晨叩門，帶酒與他同飲，勸他出仕：“襤褸屋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願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汙）。
”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用“和而不同”的語氣，謝絕了老農的勸告。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周濟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他的老朋友顏延之，於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飲酒。不過，他的求貸或接受周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濟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檀道濟饋以梁肉，被他揮而去之。他辭官回鄉二十二年一直過著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的誌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誌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挽歌詩》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
就這樣一個人，他對異族入侵的，仇恨，可想而知是如何的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