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確認了嬴政是一位萬古明君，姬慶也確認了另一個事實，那就是距離他那個時代兩千多年前的大秦朝，赫然是一個公有製的國家。
沒錯，兩千多年前的大秦子民就生活在公有製社會中，過著社會主義生活。生產力高些，恐怕就是共產主義社會了。
姬慶與嬴政聊天的同時，就知道了這一切，之後隨著姬慶回鹹陽，看到的，聽到的，所有的一切表明，大秦是個社會主義國家。
強！
非常強！
姬慶不得不佩服，不得不讚歎！
很多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
商鞅變法實行“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政策，說明秦國貴族官僚的田宅數量應與其爵秩等級相符，官爵一旦失去，田宅也就不能保留。所以“乃封甘羅以為上卿，複以始甘茂田宅賜之”。甘羅為故丞相甘茂之孫，如田宅為私有，何須朝廷複賜之，可見甘茂被讒害出奔外國，其田宅遂為國家收回。可以說，商鞅實行的田製改革，其實質就是土地國有化，而並非私有化。
《秦簡徭律》說：禁苑“其近田恐獸及馬牛出食稼者，縣嗇夫材興有田其旁者，無貴賤，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繕之，不得為徭。”秦既按官爵等級分配田宅，而農民則予授田，那麽“有田其旁者”中既有“貴賤”之分，自然也就有“田少多”之別了。許多人將此條律文作為秦存在私有土地的證據，其論證是不嚴謹的。
《商君書·境內》規定：軍士“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益田一頃，乃授田之數。就是說有軍功的士卒，可得加倍授田，並派給無爵平民“庶子”一人前去助耕。這樣的軍功田，肯定也要“身死田收”。《秦律雜抄》規定：“戰死事不出，論其後”。隻有父親為國戰死，兒子才能承受其父的軍功爵田。如果“又後察不死，奪後爵，除伍人；不死者歸，以為隸臣”。可見子承父爵是被嚴格控製的，對違反者的懲罰是極其嚴厲的，甚至要降為奴隸。也說明父親的軍功爵田，不是兒子可以隨便世襲的，它依然是國有土地。
秦簡中沒有一條允許土地買賣和世襲的律文，就可以說明國家是不承認土地私有製的。《封診式》中有一案例，查封了某裏士伍甲的家產，其中包括“室、妻、子、臣妾、衣器、畜產”，其後一一詳記，細致到“牡犬一”之類私產，然而其中就是沒有土地一項，即是最好的證明。所以將軍王翦不可能用買賣的辦法去獲取土地，而隻能乘征戰前夕向秦王請求賜予土地，並“請田宅以為子孫業”。即要求允許被賜土地世襲的特權，卻還是被秦王婉言拒絕。
什麽是明君，這就是明君，曆史上的嬴政，可以說是偉大的。什麽康乾盛事，十全老人，都是扯蛋。
秦統一前後，經常大批強製遷徙豪富和民眾，如“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於鹹陽十二萬戶”。此類記載絕非個別現象，更可以有力地證明，秦國沒有土地私有製的概念，國家可以任意遷徙人民。否則就很難設想，國家可以如此頻繁且大規模地遷徙豪富與民眾。
商鞅變法的“製轅田”措施，實際上已有國家授田的性質。而秦國普遍實行授田製，可以從秦簡中窺見一斑。《田律》規定：“入頃芻、稾，以其受田之數，無墾不墾，頃入芻三石，稾二石”。《法律答問》說：“部佐匿諸民田，諸民弗知，當論不當？部佐為匿田，且何為？已租諸民，弗言，為匿田；未租，不論為匿田”。在當時國家對土地租稅合一的情況下，所謂“租諸民”，亦應即是授田與民，而收取租賦之意。其“部佐”，乃鄉部之佐，漢代稱“鄉佐”。《續漢書·百官誌》雲：“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即當時所謂“鬥食之秩”的鄉村小吏。國家讓如此基層的小吏掌管土地的租授權，便可清楚說明授田製的普遍程度。而授田製的普遍實行，又無可爭辯地證實了國家土地所有製的支配地位。袁林說：“戰國，特別是商鞅變法之後秦國的基本田製為授田製，此製一直延續到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
田律規定：莊稼生長後下了及時雨，和穀物抽穗，縣裏負責農業的官吏應及時向朝廷書麵報告受雨、抽穗的土地麵積，及已開墾而還沒有耕種的土地頃數。如遇旱災、暴風雨、澇災、蝗蟲，及其他自然災害也都要詳細向朝廷書麵報告。前述禁苑周圍要求縣令安排人力修繕圍牆，以防牛馬出來糟蹋莊稼等等。都說明如果不是國家土地所有製占支配地位，朝廷就不會對基層官吏作出這樣細致的農業管理方麵的法律約束。
秦不但將大部分土地授給農民耕種，同時還有相當部分土地由國家奴隸直接耕種。《倉律》規定：“隸臣田者，以二月月稟二石半石，至九月盡而止其半石”。二月至九月正值農忙季節，故每人口糧增加半石。倉律還詳細規定了每畝地種籽的使用量，以防止主管倉庫的官吏侵吞種糧，也防止奴隸浪費或食用種糧，說明奴隸直接耕種國家土地的情況也絕不在少數。
據《廄苑律》可以看到，國家還有著許多麵積廣大的直屬牧場：太廄、中廄、宮廄等。飼養著大批公家的牛馬，其中包含著相當數量的耕牛。“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膚田牛”。進行耕牛評比，成績優秀的有獎賞，成績低劣的要處罰，甚至用牛耕田，牛的腰圍減瘦了，每減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國家為什麽如此重視保護耕牛，其答案隻有一個：因為有大片的國家土地需要這些牛去耕種，如果耕牛減少或體質減弱，都會直接影響國家的農業收成。
同時，國家還有專門人員“牧公馬牛”，遊牧於若幹縣或更大的地區之間。《廄苑律》要求：“將牧公馬牛，馬牛死者，亟謁死所縣，縣亟診而入之”。即遊牧到哪裏，有牛馬死亡，便應及時向所在縣呈報，再由縣加以核驗後上繳。這種國家管理的遊牧生產方式，如在有許多私有土地的地區是不可能進行的，隻有在基本上屬於國家土地所有製的條件下，才能進行生產。
另外，專供統治者遊獵玩賞的國有苑囿園池，也占有後人難以想象的廣大國土。《徭律》說：“縣所葆禁苑之傅山，遠山，其土惡不能雨，夏有壞者，勿稍補繕，至秋無雨時而以徭為之”。這種包含著遠近山嶺的禁苑，要興徭役予以修繕，可見其麵積之廣大。而秦始皇更是大築園池。“引渭水為長池，東西二百裏，南北三十裏”。又複“廣其宮，規模三百餘裏，離宮別館，彌山跨穀，……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絡樊川以為池”。所營作的渭南上林苑，所占麵積已相當可觀，而秦始皇“嚐議欲大苑囿，東至函穀關，西至雍、陳倉”。如果秦推行或承認土地私有製，那麽上述的離宮別館、苑囿園池就很難修築了，而秦始皇那種擴大苑囿的想法，更成了癡人說夢了。換句話說，隻有在土地國有製的基礎上，上述之事才是現實和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