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荷蘭的黃金世紀
近代資本主義誕生於西北歐，17世紀對於東方文明古國中國也許是災難，但是對於荷蘭來說，將是一個“黃金時代”。
從捕魚業開始，荷蘭產生了和東北歐、英格蘭、南歐、非洲的貿易。由捕魚的傳統產生了海上貿易的傳統。一旦以貨物的流通和交換作為謀生手段，原本不利的地理位置也開始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
荷蘭地處西北歐、麵積隻相當於兩個半北京，麵朝大西洋北海，背靠歐洲大陸，歐洲的兩條古老的商船水路從這裏入海，荷蘭人為了排澇還修建了多條運河，構成了當時歐洲最發達的水上交通網，這些優勢為荷蘭成為歐洲新的商品集散地提供了條件。他們設計了造價低廉的船隻，靠著比較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信譽，逐漸從中間商變成享譽世界的“海上馬車夫”的稱號。
日漸富有的荷蘭市民從貴族手裏買下了城市的自治權，並建立起一個充分保障商人權利的聯省共和國。他們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聯合股份公司——東印度公司，壟斷了當時全球貿易的一半；他們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個股票交易所，資本市場就此誕生；他們率先創辦現代銀行，發明了沿用至今的信用體係。
憑借一係列現代金融和商業製度的創立，17世紀成為荷蘭的黃金世紀。由於國土麵積，國家製度等原因，17世紀末，荷蘭逐漸失去左右世界的霸權。但直到今天，荷蘭人的生活依然富足，荷蘭人開創的商業規則依然在影響世界。
荷蘭帶給我們的觸動很深，是因為他的民族精神，和國民素質，還有創新精神，大國要崛起靠的是科技，國與國之間的較量說到底就是國民素質的較量，是人才的較量。就像今天中國一樣，有著很多高科技發明，但是我們的國民素質卻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我們是多麽希望財政花在教育上的預算能多點兒，如果能把人口數量變為人力資源，變成人才強國，中國會成為真正的強國。
荷蘭曆史上有一個有名的船長叫巴倫支，在一次航行中，為了尋找更近的路線，他們在俄羅斯附近被冰封的海麵封住了，巴倫支在俄羅斯三文雅度過了八個月的漫長冬天。為了生存，他們拆掉了甲板做燃料，依靠打獵來取得勉強維持生存的食物，在惡劣的環境中，8個人死去，但荷蘭人卻做出了一件令人難以想象的事情，他們絲毫沒有動客人交給他們的貨物，而裏麵就有能維持他們生存下去的食物和醫療用品。
幸存的荷蘭商人，最後將貨物完好無損地交到了委托人手中。
他們用生命為代價，守望信念，創造了傳遞後世的商業法則。這件事給我了很大觸動，看了這個故事後我不禁想起了中國，想起了中國商業人的商業信譽，想起了眾多商業不誠信問題。
我認為中國應該學習荷蘭良好的商業信譽，良好的商業信譽保障了市場占有率，在微博上我看到了一篇微博讓我很無奈內容是這樣的：每個中國人都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一顆胃！因為，它負責消化一切：膠麵條、皮革奶、鎘大米、藥火腿、陳化糧、碘雀巢、紅心蛋、糖精棗、硫銀耳、農藥菜、瘦肉精、三鹿粉、甲醇酒、地溝油……如果國人的國民素質都提高到較高水平，那麽商業信譽是不是也會增強呢？
那麽這些問題是不是就會少出現呢？當國產品牌說國人不支持國貨的時候，有沒有拷問自己的良知呢？如果我們生產的奶粉比進口的奶粉好，那我們本國生產的奶粉所占的市場份額不會是今天這樣。
當出口香料到歐洲的益處減少時，荷蘭人通過將咖啡引入東印度群島，發展起一種新的經濟資源。這是荷蘭人的創新精神，近些年來，中國一直在講創新創新，從我小時候起一直到現在這個詞依舊熱度不減，但是這貌似隻是一個口號，一個提綱，或許這中間有太多的困難需要解決吧，這需要一個過程，中國一直在做語言的巨人，而在做行動的矮子。
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研究過21種在曆史上曾經出現過，後來相繼消亡的文明。結論是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無一例外，都不是他殺，而是自殺。他們失去了創新的活力，被曆史淘汰出局。
在“四大文明古國”中：古埃及、古印度、古代中國、古巴比倫，在15世紀到19世紀發展的大浪潮中，沒有一個文明古國能夠發展起來。
這是為什麽?這是必和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統治有很大的聯係，在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中，人們的思想都已經根深蒂固了，缺乏冒險精神，和對新事物的排斥，加上國家的大一統，國家內部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完全滿足本國的需求，加上和鄰邦的競爭少，不像歐洲國家眾多，形成了“天然的自然”選擇條件，迫使歐洲各國為求在競爭中不失敗，努力探索，在競爭中變的富強。
18世紀時，荷蘭在經濟發展和海外活動方麵均落後於英國和法國，主要原因在於法國和英國頒布一係列針對荷蘭的歧視性法令，還有荷蘭因為一係列勞民傷財的戰爭所削弱，荷蘭還缺乏對手所擁有的資源。但17世紀的確是荷蘭的黃金世紀。
全球通史曆史立體地、直觀地呈現給了讀者。不拘泥於曆史的支脈，不進行文明的比較，注重曆史帶給現實的思考。我感覺全球通史像一本旅遊雜誌，作者講述的事物是那麽有意思，讀著很有趣，不像中學的曆史教科書，剛讀全球通史時，感覺很不一樣，後來才發現有什麽不一樣，它不會告訴你某某年發生了什麽重大的某某事，這件事的主要人物，發生地點，這件事帶來的影響，結果是什麽等等。
中學時候，我還以我的曆史學的好引以為傲，但當我讀了全球通史，才知道原來曆史是這麽豐滿的，不是那麽骨感的，它沒有告訴我什麽影響，什麽意義，什麽作用，啟示等等，而是盡量真實詳盡的描繪曆史，讓我們自己去思考，作者也抒發了自己的一些觀點看法，但並不是像教科書上的那樣強加給別人的，曆史就是用來借鑒的，而不是用來背的，而借鑒的方麵有很多，並不隻是一方麵。
它以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視野，試圖站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以尋找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對於正處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世界，全球通史為人類共同的進步提供了思考。
17世紀被稱為荷蘭的“黃金時代”，其曆史一直為學者所重視。延續一個世紀的荷蘭經濟奇跡造就了歐洲的“第一個現代經濟體”。17世紀後期荷蘭的國民收入比英倫三島之和還高出30-40%。而這時的荷蘭人口不過200萬，隻有英國人口的2/5，國土麵積更小得多。
然而，即使以經濟成長為中心，將17世紀荷蘭的曆史主要描繪成商業資本發展的曆史、或者用任何單一因素或終極因素來解釋其經濟成就，都會有悖於史實。
應當具體分析其背後的多重動因，例如：有利的自然地理條件和對它的積極開發利用；傳統的貴族階層不太強大；獨立前相對普及的教育和獨立後現代教育的發展；在造船業、交通、金融等領域的技術創新和製度創新；城鄉之間的開放流動；職業選擇的靈活性；宗教寬容政策造成的人才隨移民大量流入；社會寬容和個人享有較多的自由空間；荷蘭人長期保持的節儉習慣和勤勞不懈的生活態度；等等。
在諸多動因當中，獨立的荷蘭國家的創設居於重要地位；其中最引人注意、也是最有爭議的，是獨立戰爭中形成的“聯省共和”政治體製的作用。發展的活力在多大程度上源於當時荷蘭政治經濟製度的分權性質，被認為是這一段曆史的核心問題。
正像格林菲爾德所說，荷蘭的“政治建構恰恰與中央集權體製相反。”沃勒斯坦甚至認為下麵的說法更近於事理：荷蘭共和國的國家機器“比歐洲任何君主製度都能取得更高程度的經濟一體化。荷蘭資產階級將改革恰好進行到促進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程度，而且避免了過分中央集權化。”但這裏恐有過譽之嫌。
聯合省的分權也帶來許多負麵問題，首先是缺乏政治凝聚力。18世紀末有少數幾個政治家設法使這個國家團結起來。一些改革者曾先後試圖憑借聯邦體製在各省的權力將聯邦體製改革成比較集權化的體製，以便“將肥胖的老共和國的脂肪削減掉。”
我們從上麵的分析已經可以看到，17世紀荷蘭沒有、也不可能形成集權製國家。而主權在共和國和各省之間的分割正像一柄兩刃劍，對荷蘭的崛起和衰落都有直接的影響。17世紀荷蘭帶有強烈的商業國家特性，市場經濟已經處在高級發展階段，但是沒有能成功地從商業經濟和早熟的金融經濟轉向以現代生產和管理技術為標誌的工業化，以至於崛起中斷、海上第一強國的地位被工業立國的英國所取代。
其間也充斥著主張王權與集權的“奧蘭治派“與維護省權的共和派之間激烈的內鬥，兩位長期主政共和國、為17世紀荷蘭的輝煌做出了巨大貢獻的議長奧登巴恩維爾特（1588-1619在任）和約翰?德?維特（JohandeWitt，1653-1672在任）先後為此付出了生命，這是曆史留給後人的教訓。